五月五，过端午。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的重要节日。每月有三个五日:五、十五、二十五，端为开始之意，每月之五日皆可称端五，而农历五月又称“午月”，故五月端五又作“端午”，一般以为这就是“端午”名称的由来，各地、各代习俗有差异，导致端午节又有多种不同称呼，如端阳、重午、重五等等。
农历的五月初五，已是仲夏，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气温逐渐升高，毒虫、疾病开始活跃。远在上古之时，先民就开始意识到这个时段对于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并开始有意识采取各种措施、举行各种活动，驱毒避邪，祈求健康、丰收。大约在汉晋之际，过端午已经成为普遍的风气，到了唐、宋两朝，各种活动内容仪式完全定型，端午成为朝野同欢的国家节庆。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习俗、物产多样，早期端午活动多就地取材，各有特色。如有的以药草沐浴，来驱赶虫豸、除垢保健，这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屈原《九歌·云中君》就已经有“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这样以药草煮汤沐浴的描写，汉朝戴德《大戴礼记·夏小正》也提及五月煮梅，“午日以兰汤沐浴”。南朝梁人宗懔所著《荆楚岁时记》已经有了沐兰节的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
有的采药草，并服用、佩戴，如艾草、菖蒲等，这是在暑气渐生之时用以辟邪保健。《荆楚岁时记》记五月五日这一天的习俗说:“四民并蹋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而在下边所作注释，则透露了这些习俗的形成，都是为了抵御即将到来的病毒侵害:“宗则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见似人处揽而取之，用灸有验。《师旷占》曰:‘岁多病，则病草先生。’艾是也。今人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
还有以丝绳等鲜艳之物系在头、臂，辟邪趋吉。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向往健康平安的心理，此时表现得就更明显了。这一习俗经过发展，后来成为女性的节日——女儿节。明朝沈榜《宛署杂记》:“五月女儿节，系端午索，戴艾叶、五毒灵符。宛俗自五月初一至初五，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出嫁女亦各归宁，因呼为女儿节。”
当然，影响最大的、最流行的，当属做粽子和龙舟竞渡。这两种习俗因为有了名人故事的加入而具备了更深厚的人文底蕴，后来也就更深入人心。
晋朝周处《风土记》说:“仲夏端午，烹鶩角黍。”角黍即是后来的粽子。后魏农学家贾思勰《齐民要术》保存了周处《风土记》所载的粽子做法:“俗先以二节日(五月五、夏至)，用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夏至啖之。黏黍，一名糉，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尚相裹、未分散之时象也。”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的文字，说明那时候粽子已经和屈原投江联系起来了:“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称三闾大夫，曰:‘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以楝叶塞筒，五彩线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言。故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五彩线及楝叶，皆汨罗遗风也。”
至于赛龙舟，其初衷大约也是借助这种群体活动，一来舒展四肢、强健体魄、以避病害，二来也有强化群体协作、增强群体凝聚力之意。龙舟竞渡源于江南，也以江南为最盛，后人多以纪念春秋时的伍子胥、战国时的屈原、东汉时投江救父的孝女曹娥作为人文来源，其中以纪念屈原最为人所知。唐魏征《隋书·地理志》谈及荆州，说:“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二郡又有牵钩之戏，云从讲武所出，楚将伐吴，以为教战，流迁不改，习以相传。钩初发动，皆有鼓节，群噪歌谣，振惊远近，俗云以此厌胜，用致丰穰。其事亦传于他郡。梁简文之临雍部，发教禁之，由是颇息。”
北方不便竞舟，有时候也可“走马”，可见大家还是都得端午习俗之精髓的，明人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记载:“五日之午前，群入天坛，曰避毒也。过午出，走马坛之墙下。无江城系丝投角黍俗，而亦为角黍，无竞渡俗，亦竞游耍。”
唐宋之时，因处于长期的太平盛世，兼之统治者的提倡，五月端午节庆达到高峰，端午与中秋、春节一起成为全民的狂欢，其盛况不唯见诸文籍，更为诗词吟咏所青睐。
在竞渡的发源地、也是竞渡水平最高的湘沅一带，刘禹锡的《竞渡曲》留下了竞渡过程的生动记录:
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檝从此起。扬枹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蛟龙得雨鬐鬛动，螮蝀饮河形影联。刺史临流褰翠帏，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鸣余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沮。百胜本自有前期，一飞由来无定所。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彩旗夹岸照鲛室，罗袜陵波呈水嬉。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
作者特意在题下自注:“竞渡始于武陵。及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意。”
可见彼时竞渡，官民同庆，人人若狂。
在宋代，冷静儒雅的词人墨客更多地开始享受端午习俗带给人的那种心灵的宁静，以及因此而生的对于美好未来的执着，苏轼《少年游·端午赠黄守徐君猷》写道:
银塘朱槛麹尘波。圆绿卷新荷。兰条荐浴，菖花酿酒，天气尚清和。
好将沈醉酬佳节，十分酒、一分歌。狱草烟深，讼庭人悄，无吝宴游过。
词人所享受的，更多的是喧嚣春天沉淀后的宁静。
当然，此时的端午也并非完全儒雅化，龙舟竞渡的活动，依旧充满了尚武之气，黄裳的《减字木兰花·竞渡》:
红旗高举，飞出深深杨柳渚。鼓击春雷，直破烟波远远回。
欢声震地，惊退万人争战气。金碧楼西，衔得锦标第一归。
端午的精神，依旧在保持着多样化。
如今，端午习俗已经伴随着中国的历史持续了两千余年，国人对于平安、健康、吉祥的向往，对于忠臣、孝子美好品格的推崇，也逐渐融入端午节的各种活动，端午仪式与精神血肉相溶，代代相传，化为中华文化不变的基因。而移居海外的华人，端午习俗的保持，也成为昭示其文化身份的重要特征。
2006年5月，端午作为中国传统节日被列入第一批国家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则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端午当会继续彰显其强大的生命力，一如这平淡的歌谣，绵绵不绝。(董希平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