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诺贝尔奖115年并不算十分漫长的历史，其一直充满争议，这些争议或许撕破了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完美无缺。但是，也正是这些争议为其增添了别样的色彩，让其从神坛走下，生机盎然地走入历史长河。
诺贝尔文学奖奖章
争议1:追求理想主义与不漏掉大师，哪个更重要?
在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中，他写道，诺贝尔文学奖应颁发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带有理想倾向的出色作品”的作家。 在瑞典原文里，“idealisk”含有“理想主义”的意思。 在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首次颁发后的20世纪头20年里，瑞典文学院 几近刻板地遵循着“指向理想主义”的标准，诺贝尔文学奖的首名获奖者、法国诗人普吕多姆，正是因作品含有大量理想主义描写而获奖。
此后100多年，瑞典文学院据此标准把奖项授予来自世界各地的106名作家，却有几位重要的大师被排除在外。1901年至1912年，瑞典文学院评委们对理想主义的保守解读盛行，带有浪漫色彩、语言精致的理想主义风格才是他们所倡导的。在当时采用的甄选标准下，列夫·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和亨利·易卜生等作家的提名均没通过。日渐累积的争议促使文学院重新诠释理想主义，更多关注权力下个人命运的作品进入候选名单，但却引发了另一个问题:文学奖的评选出现了“政治化”倾向。
争议2:诺贝尔文学奖是欧洲人专属，还是属于全世界?
人们对诺贝尔文学奖最猛烈的攻击之一，是它的严重“欧洲化”倾向。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长恩达尔就公开指责过，文学奖的评判标准过于欧洲化。 作为一项针对全球作家的奖项，过去20年内将奖项授予13位欧洲作家， 历史上有多达6位本国籍(瑞典)的作家被授予此殊荣，比整个亚洲的得主人数都多。有批评者指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始终没能获奖，与评委里来对俄罗斯文化反感也有关系。面对频繁的批评，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似乎并不担心，“翻译跟不上”几乎已成为他们回应指责最常用的理由。
争议3:“道德力量”能否超越文学价值而成为获奖理由?
与评奖“欧洲化”的指责相比，如何在文学价值和作品题材之间取舍，可能是更让评委们头疼的问题。纵观诺贝尔文学奖历届公布的获奖陈述便能发现，早期的得主大多因“文字细腻”、“描写生动”、“开创新的写作手法”等理由获奖，到20世纪中下叶，作品的题材和写作背景则开始越来越被看中。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在1970年的获奖就曾引起争议。他的作品以揭露现实著称，却与奖项一贯倡导的文学风格不相称。批评者质疑，获奖理由中提到的“道德力量”，到底是否足以让索尔仁尼琴获奖?[详细]
诺贝尔博物馆的墙上写着这么一句话:“那些已被证明的事物，从前曾经只存在于人们的想像之中”。
争议4:个人经历是不是文学奖评选应该考虑的因素之一?
当略萨被宣布为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时，委员会对他的获奖原因描述是“对权力结构制图学般的细腻描述和他对个人的抵制、反抗和挫败形象的尖锐刻画”。但奖项揭晓后，还是让很多秘鲁政客还是吃了一惊:那个主张“激进主义”不被民众买账、竞选总统失败的政治家，还能成诺奖得主?
略萨似乎不以为然，他曾表示，“我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却可以是个(出色的)作家”;他还透露，与其欧洲同行相比，评委会在对他审核时有点过于强调他要负担的社会责任了。个人经历在文学奖评奖时是否被过分考虑，也是学界对奖项的重要争议。有人认为，如果一名作家劣迹斑斑，作品再好也不能让他得奖。但这一次，瑞典文学院显然和略萨站到了一边，他们似乎有意要说明:文学成就，根本不必与个人行为挂钩。《卫报》的一篇评论就对此称赞不已，称委员会的决定将有利于“他的小说回到其应有的(中心)位置上”
争议5:维持独立价值观的美好“愿望”真能实现吗?
尽管没有成文的条条框框，诺贝尔文学奖多年评奖展现出来的“标准”，已足够让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瑞典文学院对独立的价值观的推崇，以及对文学作品“不为社会政治和现实所绑架”的倡导，就获得广泛肯定。 这也是为什么，代表现代日本文学两极的川端康成(传统文学代表)和大江健三郎(战后文学代表)能先后获奖，《静静的顿河》(有“农民作家”之称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代表作)和《日瓦戈医生》(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代表作)两步作品都能获得评委的好评。争议不是没有。保证独立和不受政治干扰有技术难度。多数好的作品或产生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事件，绝对的独立几乎不存在。政治意向不一的评委，照样可能对“独立”作出有所偏颇的判断。[详细]
争议6:批评权威的“魔鬼”能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吗?
今年早些时候，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去世时，不少人依然觉得，他曾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事实匪夷所思。1998年获奖时，人们对他的定义是:一个顽固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故意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着干的“魔鬼”，一个作品不被本国文化部欢迎的作家。但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指出，萨拉马戈非凡的想象力和难能可贵的同情心，使其作品能够向读者呈现复杂却真实的世界。作为无地农民的后代，萨拉马戈在数部作品中讲述了贫苦的人如何通过奋斗走出困境的故事;他把贫民比喻为蚂蚁，并最终战胜象征地主和秘密警察的昆虫。在这个“不受欢迎”的作家身上，诺贝尔文学奖却似乎看到了某种人性光辉。
争议七:诺贝尔是否应该脱离政治影响?
罗素195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无疑大大提升了他的国际知名度，尽管这一事件让很多诺贝尔奖分析评论家跌破眼镜。根据诺贝尔的遗嘱，诺贝尔文学奖应该授予“在文学領域创作出具有理想傾向之最佳作品的人”。所以自1901年以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般都是那些有成就、有影响的文学大家，如小说家或诗人，但罗素怎么也不能算一个文学家，他的众多作品中没有哪一本算得上是纯文学作品。在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授奖词中，它提到《西方哲学史》在罗素获奖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有人认为《西方哲学史》中表现出的简洁明快和机智敏锐的华丽文笔，使其更像一部文学作品，因而它是罗素获奖的主要原因。如果照此推理，我想很多著名学者都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仔细阅读授奖词，我们会发现罗素荣获此奖，主要是因为其在作品和社会活动中不断地追求人道主义、理想主义、言论自由和思想解放，被认为发扬光大了诺贝尔先生的思想。其实，这种授奖理由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设立宗旨也大相径庭，不相吻合。当然，罗素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以哲学家的身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名人。在他获奖之前的1927年，法国的柏格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纯纯粹粹、在当时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在他获奖之后的1964年，萨特也被授予文学奖，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等原因，他没有认领这个奖项。尽管萨特也创作了很多在当时颇具影响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但他主要是以存在主义的哲学大师闻名于世的，其文学创作是对其哲学思想的阐释和演绎。为什么罗素会荣获195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1944年，罗素与三一学院改善了关系，重新接受了三一学院的聘请;1945年，《西方哲学史》的出版影响广泛，好评如潮;1949年他被选为英国科学院荣誉院士;1950获得“大不列颠帝国荣誉勋章”;再加上他对苏联式共产主义的持续谴责非常迎合西方世界的冷战思维;凡此种种，使罗素在当时的欧洲知识界耀眼眩目，声名显赫，以致于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也认为应该是时候给罗素颁发一项奖项，最后他们于1950年决定授予其文学奖。其实，如果诺贝尔评奖委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任何一年授予罗素诺贝尔和平奖，我觉得要比1950年授予其文学奖自然得多，合理得多，因为反战维和的努力贯穿罗素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