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鲁迅的学生——刘和珍，死于军警镇压
——柔石，被秘密杀害
这是鲁迅的朋友——郁达夫，被日宪兵谋杀
——许寿裳，被国民党暗杀
这是鲁迅认识的共产党人
——瞿秋白，被处以死刑
鲁迅目睹过太多的死亡，鲁迅写过太多悼亡的文章，篇篇沉郁哀婉，堪称绝唱。这是鲁迅生存的人间，用鲁迅的话讲:笼罩着“血的蒸汽”，到处是“死地”。在一个血色时代里，鲁迅用文字铸造了一座文字的丰碑。
1927年4月12日，一场被鲁迅称作“血的游戏”的大奢杀开始了。北伐军到达上海以后，蒋介石在白崇禧部队的支持下，纠集当地集会组织的人物，以“上海工人联合总会”的名义袭击工人纠察队，占领上海总工会，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接着下令禁止罢工和游行，解散工会，取缔一切革命组织。从12日到15日，上海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此外还有500多人失踪。
鲁迅所在的广州同样血雨腥风，因为保护学生，鲁迅愤而辞职。在外界的动荡中，鲁迅开始着手编辑他的重要作品《野草》。在《题辞》中，鲁迅感怀到:“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在编杂感集《而已集》时，他将1926年10月写一段诗体文字重复用作题辞:
这样我又看见这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面对血的暴行，鲁迅满腔悲愤。他和许广平决定离开广州，走前的一个夜晚，正值中秋。编完《唐宋传奇集》，鲁迅写道:“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
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抵达上海。五日后迁入虹口东横浜路景云里二十三号。
从段祺瑞到冯玉祥，北京一直为军阀所盘据，对鲁迅来说这里成了危险之地，还有一个不再返回北京的原因是许广平的身份问题。在朱安仍然保持其作为妻室的名份的情况下，许广平将无法安顿。至于上海，也未必就是适宜久居的所在。由于靠近党国首都南京，政府的许多机构都设在这里，不但官僚政客党棍买办势焰熏天，帮头流氓特务赌徒之类亦随之蜂起，然而，十里洋场却透出自由的空气。伴随着南方革命的发展，文化的重心也渐渐地从古都北平移向殖民地化色彩浓郁的上海，上海俨然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大舞台。这里既是激进革命作家的发祥地，又是旧派文人的大本营，在变幻的时代风云中开始呈现出异常炫目的光彩。鲁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他人生最后的十年。
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职业问题。在许广平一面，本来她想应邀参加朋友编辑的妇女杂志;但是，鲁迅要求她留在家里，一面做家务，一面学习日语，独立从事他所一贯看重的翻译工作。为了鲁迅，许广平服从了。
鲁迅同样面临着选择，教书还是写作?结果他决然辞掉了劳动大学的教职，而接受了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为他争取的“特约撰述员”的聘书，领取300元月薪。因为蔡元培答允了领薪之后仍可自由著作。
在鲁迅到厦门不久的时候，北京和上海的熟人间已经有一种传闻，说他和许广平同车离京，又从上海同船去厦门，“大有双宿双飞之态”。初到上海时，鲁迅仍对朋友说，许广平是他的校对助手。他还特意把自己的卧室设在二楼，让许广平住在三楼。
转年二月，鲁迅和许广平同居不到半年，就收到这样一封信:
“鲁迅先生:昨与××××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写信人自称是崇拜鲁迅的青年。
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所面对的社会和舆论压力可见一斑。
1929年5月，孕期五个月的时候，许广平的姑母到上海，她将实情告诉了姑母，并请她转告其他家人。鲁迅这时也陆续向朋友们公开两人的关系。许广平怀孕的消息使母亲很高兴，同居生活得到母亲的默许。
国民党的“清党”事件，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转折点。四一二以后，蒋介石继续北伐，联合桂、冯、阎三派新军阀，对奉系军阀张作霖作战，迅速占领京津。
1930年，国民党政府宣布将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北京改称北平，正式开始了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
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政治控制日益严密。国民党政府动员全国军政机关，一致行动，严密查禁进步书刊，“以遏乱源”。自由，民主和人权公然遭到践踏，专制秩序代替战争和混乱。中国陷入更深的黑暗之中。
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几乎同时，一个左翼文艺团体宣告成立。
中国共产党为了有效地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政策，决定争取鲁迅，并且通过鲁迅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外围组织。加入左联以后，鲁迅照例打他的“壕堑战”，从事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工作，一面培养青年，继续新文艺的建设。这时，他开始倡导现代木刻;办世界版画展览会。
一场著名的论战成为当时论坛的重要话题。那是梁实秋从美国回来之后不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梁实秋把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敬仰卢梭的鲁迅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深为不满，在梁文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翌年的《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幕。由于这场论争是在范围更广阔、也更复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背景下展开的，随着论争的深入，不仅范围在逐步扩大，而且性质也在微妙地发生演变。最后，不同文学思想的争论终于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从而变得愈加复杂难辨。作为个人，鲁迅与梁实秋相互的感情也都受到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论战进入最高潮的标志，是鲁迅那篇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发表。在这之前，创造社的冯乃超曾著文称:“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老辣的梁实秋马上回敬了一枪:“《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话说得俏皮，而且包含了用心很深的余意。
据说，鲁迅先生读到此文后的反应是，先是冷冷一笑，随后道:乃超还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于是，写下了以上那篇影响深远的文章，鲁迅先生充分调动起他作为杂文圣手的一切潜能，以形象化的，又是逻辑推理式的方式，把“丧家的”用“乏”了的资本家“走狗”的套子，稳稳地戴到了梁实秋的脖颈上。
1929年9月26日，许广平临产，住进了医院。整整一天一夜，鲁迅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她身旁。初为人父的鲁迅满怀喜悦，第二天，他特地带来一个小小的松树盆景，轻轻放在许广平的床头桌上。许广平出院回家，发现家里也有一盘精致的松树，更让她惊奇的是，鲁迅按照育婴的要求，将家具全都重新布置过了，处处安排得清洁齐整。平常，这类琐事鲁迅是从不留意的。
这一年，朱安已经51岁，仍和婆婆单独住在北京西三条，从未享受过夫妻生活，也从不知道生育的痛苦和快乐是什么。在名不副实的婚姻外壳中，朱安已熬尽了自己，生出白发。
这个生在上海的婴儿，鲁迅为他取名叫海婴。鲁迅说这个名字只是暂时用着，等他长大后可以随自己的心愿改名。孩子出生时，医生建议请乳母，但鲁迅一定要自己照料。他和许广平都没有育儿的经验，从哺乳到洗浴，完全按照书本行事，结果适得其反，弄得小海婴忽而挨饿，忽而受冻。这才又请教医生，雇了看护为孩子洗浴。鲁迅有些气馁地对许广平说:“还是让她洗罢，我们洗病了不是还要花更多的钱吗?我多写两篇文章就好了。”
有了海婴，鲁迅就搬到楼下的会客厅去工作了，以免抽烟、会客打扰母子的休养。朋友来了，鲁迅总会抱着海婴给他们看，日常聊天也总是不自觉地谈到孩子的话题上来。
鲁迅定时给母亲写信，不忘报告海婴的成长:“今年总是在吃鱼肝油，没有间断过。他什么事情都想模仿我，拿我来做比，只有衣服不肯学我的随便，爱漂亮，要穿洋服了。”
给海婴看病的日本医生坪井也觉得这位父亲过于宠爱孩子，鲁迅便写了《答客诮》，赠给医生: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诗的后一句是说，老虎也怜爱自己的幼仔。他也对许广平说，有了他们母子的牵累，做事的胆子比较小，时常有更多的顾虑。
看电影成为鲁迅几乎唯一的业余爱好。1936年3月18日他给欧阳山、草明的信中说:“我的娱乐只有看电影”。进入30年代直到鲁迅去世，他看了一百多场电影:其中1934年37场，1935年36场，1936年秋季病危前19场。晚年迷恋电影的程度，不下于他的书瘾、烟瘾。
查查《鲁迅日记》，他在上海生活的10年中，其中特别是从1933年4月迁居上海大陆新村以后的三年内，直到病危之前，鲁迅看电影的次数明显增多，达到95场次，几乎每周一场。好电影不轻易错过，甚至一看再看;而且大都是率领家小、呼亲唤友，数人驱车同去。当时上海开设的现代化影院共有40多家，鲁翁足迹遍于上海的头等影院。
1931年7月30日鲁迅为社会科学研究会所作《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讲演中说:“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在深受着‘才子加流氓'式的影响。里面的英雄，作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头滑脑的，和一些住惯了上海，晓得怎样‘拆梢'、‘揩油'、‘吊膀子'的滑头少年一样。看了之后，令人觉得现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
每天深夜，海婴睡熟了，鲁迅就着灯光写作，许广平坐在一旁阅读报纸或做手工。倦了，两个人放下工作，饮茶谈天，吃些零食，这是一天中的黄金时刻。
和许广平在上海的日子，是鲁迅一生中除童年之外的另一段上好时光。他曾对许广平许愿:“我要好好地为中国做点事，才能对得起你”。
相遇的第十年，1934年12月，鲁迅赋诗题赠许广平: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