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情书。
公开出版自己的情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创举。这里面有许多亲密的称呼，许多私密的情话，但更多的是两个师生在讨论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而爱情就是这样产生的。
1925年，一个人的去世震动北京城。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与世长辞。1924年10月24日，冯玉祥秘密回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将紫禁城里的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并致电孙中山，希望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抱病进京。
孙中山的逝世让本来扑朔迷离的时局再次陷入新的动荡。此前一天，鲁迅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信中痛陈北京教育界的黑暗现状，表达了内心的忧虑和苦闷。她请教先生:"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份?加糖是否即绝对不苦?"言辞十分恳切，希望先生能拯救一个在痛苦中挣扎的灵魂。
信末的署名是: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这是许广平第一次走进鲁迅的世界。
在回信中鲁迅对许广平谈到了孙中山:
……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目下的压制和黑暗还要增加，但因此也许可以发生较激烈的反抗与不平的新分子，为将来的新的变动的萌蘖。
鲁迅认为:"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俱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部是革命"。
关于孙中山，鲁迅写了《战士与苍蝇》一文。他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表达了他对这位职业革命家的由衷敬佩。
一位年轻的女学生的来信并没有引起鲁迅太多的注意。
许广平是广东番禹人，比鲁迅年轻近二十岁。虽是南方人，身材却颇高，好像比鲁迅还要高一些。人也谈不上漂亮。对社会运动，甚至对政治运动，都满怀热情。她是如此地敬仰鲁迅。关于第一次听课时对鲁迅的印象，许广平这样回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发，粗而且硬，笔挺的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手臂上衣身上的许多补钉，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常从讲坛上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钉，也掩盖不住了。"
通信很快频繁起来。关于人生的体验和内心的阴暗，鲁迅极少公开地剖析。然而，在自称为"一个小学生"面前，却诚实地一条一条地写了出来。他告诉许广平，他如何地看待中国的"染缸"社会，如何地"专与苦痛捣乱"，如何地"硬唱凯歌";教她不要"性急"，不要做盲目的牺牲，要"韧"等等。许广平认为先生对反抗哲学的概括是准确的，即:"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她表示说，要效法这种精神，她要做先生的"马前卒"。在一个年轻女学生面前，鲁迅的内心变得柔软而温存。
对于女性革命，鲁迅有自己清醒的认识。1923年12月，鲁迅在学校文艺会讲演，题目便是《娜拉出走后怎样》。鲁迅提醒女学生们: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通信一个月后，许广平第一次到西三条的鲁迅家做客，她把这次访问叫做"探险"。在她眼中，鲁迅命名为"老虎尾巴"的书房充满了奇幻色彩:
"熄灭了通红的灯光，坐在那间一面镶满玻璃的室中时，是时而听雨声的淅沥，时而窥月光的清幽，当枣树发叶结实的时候，则领略它微风振枝，熟果堕地，还有鸡声喔喔，四时不绝。"
似乎从这一天开始，两人的通信带上了情书性质，不只单纯地讨论社会和人生问题，还有互相间的调侃，充满打趣意味。此后，许广平探访的次数也愈来愈多了。
鲁迅与许广平的相识缘于一场学潮。早在1924年，北京女于师范大学的学生就和校长杨荫榆发生冲突，群起告状，要教育部撤校长的职，一直闹到一九二五年春天，双方仍然相持不下。这年5月发生的政治风波，让学潮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集合了2000余人，到公共租界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杀害共产党员顾正红，以及逮捕和迫害工人的罪行，遭到帝国主义巡捕的拘捕。下午，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外，有近万名群众聚集到一起，要求释放学生，结果被打死11人，重伤15人，被捕50余人。史称"五卅惨案"。 7月，广州成立中华国民政府，一年后开始北伐。
整个北京都感受到了南方力量的冲击。这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决心以更强硬的手段对付学生。
鲁迅开始对这件事并不热心，依旧每周去上一次课，下课铃声一响，便挟起书包回家。几乎不多说一句话。但是，到这一年四月，情形大变，先是司法总长章士钊以兼任教育总长的身份，公开支持杨荫榆，接着是杨荫榆展开攻势，一举开除六名学生领袖，然后是段祺瑞出面发布恫吓性的命令。
一边是手无寸铁的女学生，一边却是从校长到总长到总理，恃强凌弱到了这个地步。鲁迅在5月12日的《京报副刊》上，公开表态支持学生，随后又联络其他一些教员，联名宣告反对杨荫榆。
六月底的端午节，鲁迅请许广平等六个女学生来家里吃饭。许广平她们轮番敬酒，先喝的是葡萄酒，后来说葡萄酒太轻了，就换成黄酒;又说黄酒太轻了，就换成白酒。鲁迅喝多了，开怀大乐，甚至用手轻扣许广平的头。这以后，两个人通信的语气更亲密了。就这样，在1925年的夏天，鲁迅和许广平越走越近，鲁迅的内心却也越来越矛盾:"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手。" 他向许广平坦陈了自己"不配"的种种因素，最后问:"为什么还要爱呢?"许广平却干脆地回答:"神未必这样想!"
《神未必这样想》是英国诗人勃朗宁的一首诗，它描写一对忘年恋人的遭遇，男人顾虑年龄差异，没有勇气结婚，女人十年后委身于一个不爱的人，男人依旧单身，交往了一个女演员，结果四个人都很不幸--到这时男人才悟到:当初他的顾虑才是违反天意的--"神未必这样想"。这是鲁迅在女师大讲授过的课程，许广平拿来还给老师。鲁迅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只说许广平"中毒太深"。
9月，鲁迅肺病复发，他吐了血，连绵数月不愈。
在病中，鲁迅用不到一周的时间，接连写下两篇小说，《孤独者》和《伤逝》，结局都是主人公的孤独死亡。在鲁迅的作品中，《伤逝》是寥寥无几的言情小说，涓生与子君背叛了家庭私奔同居，却迫于经济压力，心态渐渐起了变化。
最终，子君不辞而别，回到了娘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涓生忏悔道:
"她虽是想在严威和冷眼中负着虚空的重担来走所谓人生的路，也已经不能。她的命运，已经决定她在我所给与的真实--无爱的人间死灭了";"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这是篇令人费解的小说，周作人后来执意说这是鲁迅影射兄弟失和的，而把爱情描写地如此绝望，恐怕也是鲁迅自己矛盾心境的投射。
"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
半个月后的11月6日，鲁迅创作了短篇小说《离婚》，虚构了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乡村妇女被动离婚的故事。同《孤独者》和《伤逝》一样，小说《离婚》的笔调黯淡，流露出对主人公的无奈与同情。此后，鲁迅停止了现实题材的小说创作。
年底，鲁迅在散文《腊叶》中将自己比作"将坠的病叶"，有幸被人怜惜，摘下来夹进书页保存。孙伏园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题材，鲁迅回答:"许公很鼓励我，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要松懈，不要怠忽;但又很爱护我，希望我多加保养，不要过劳，不要发狠。这是不能两全的。"鲁迅提到的"许公"，正是许广平。
1923年到1926年期间，对鲁迅来说，他是创造力最为饱满的一个时期，发挥得最好的一个时期，与此同时是个人生活最混乱不堪、最痛苦不堪的一个时期，所以他最后达到和许广平的这个爱情的确认，对他来说真是千山万水，非常不容易的。
这时的中国，正在四分五裂的局势中酝酿着新的风暴。正当报刊上唇枪舌剑、短兵相接时，冯玉祥的国民军同奉系军阀交火。国民军封锁了大沽口，与日本军舰发生冲突。日本联合签订《辛丑条约》的各国列强，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期到"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对大沽口的军事封锁。北京高校和社会各团体决定，当天召开"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会后请愿游行。
3月18日早上，鲁迅已得知国民大会的事，他要许广平留在家中书房，帮他抄书。下午，鲁迅正在写作《无花的蔷薇之二》，有人匆匆地赶来报信:游行请愿演变成流血事件，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军警向人群举起了刀枪棍棒，当场打死47人，伤132人。刘和珍当场遇难，另一个女学生杨德群中弹后死在医院里。
突如其来的"三•一八"惨案，让鲁迅顿时觉出文字的无力与可悲，他说:"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在这篇文章后面的写作中，鲁迅将笔锋直指段祺瑞政府:
"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尾，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文章结尾又特别注明:"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一周后，鲁迅去女师大参加刘和珍、杨德群的追悼会，由此写出了沉郁悲愤的名文《记念刘和珍君》。第二天，《京报》披露了传闻中的段祺瑞执政府的第二份通缉密令，鲁迅名列其中。4月15日，直、奉联军进入北京，政治气氛进一步恶化。鲁迅开始离家避难，先是在莽原社，后来又相继转移到山本医院、一家德国医院和一家法国医院。期间，奉系军阀查封了言论激进的《京报》，总编邵飘萍被诱捕枪杀，知识分子纷纷离开北京逃亡。
这时，鲁迅的朋友林语堂先行一步，到厦门大学出任文科主任。通过林语堂的联系，厦门大学聘鲁迅为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7月28日，鲁迅收到厦门大学的聘书以及第一个月薪水和旅费共计五百元。这促使鲁迅下定决心，离开北京，做出了一生中的重要转身。
一个月后的8月26日，鲁迅舍弃了在北京的一切--职业、家庭与声望，和许广平乘坐同一列火车南下。到了上海，鲁迅和许广平各自转乘轮船，鲁迅前往厦门大学，许广平回广州工作。他们约定，暂时分开两年，做些准备，再决定将来的生活。
鲁迅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厦门岛。在鲁迅看来，厦大就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四面都是海滩，无屋可租，校舍极其窄而且散漫，许多同来的教授讲师都被搁在当作陈列室的大洋楼上。鲁迅的住处距课室不远，倘要上课，则必须走96级石阶，来回192级。到达厦门后，鲁迅给许广平寄去了一张厦门的风景明信片。
几乎从来厦门第一天起，种种不如意的事情接踵而来。地方的荒僻，民众的闭塞，学校主事者那样势利，教师中的浅陋之徒又如此众多，再加上若干职员和校役的褊狭懒散，使鲁迅大为失望，他曾这样向人描述自己的心情:"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无人浇一杯冷水"。他到厦门不到四个月，就开始想走。一个学期的课还没讲完，就已经向校方递了辞呈。
寂静的环境和沉闷的生活，是宜于回忆和反思的，鲁迅开始对自己的文字和思想进行梳理，编辑自己的杂文集，并取了一个寓意深刻的名字《坟》。后记《写在〈坟〉后面》是一篇凝聚着诗与思的极富创意的文字。
正是在这个时期，鲁迅和许广平频繁通信，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对人生的疑虑，对爱情的迟疑，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1932年，鲁迅编成他和许广平往来的书信，题名《两地书》。
就在鲁迅决意离开厦门大学的时候，广州中山大学接连来信，热情地邀他去担任国文系的教授和主任。鲁迅决定前往广州。行前，鲁迅应泱泱社的邀请到南普陀西南门的小山岗上照相，他特意挑拣了一座许姓祖坟做背景。
这天下午，他写信告诉许广平:"今天照了一个照相，是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像一个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