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嗜书如命，一本书经常买两本，一本读，一本藏;鲁迅喜欢绘画，他经常自己装帧图书，收藏大量画册。
鲁迅喜欢黑夜，他说自己是一个爱夜的人，他在黑夜里沉静，寂寞，孤独。他在暗中，看一切暗。在夜气里，注视着民族的未来。
鲁迅最后一次回到故乡，是和故乡的诀别，那是1919年，在北京站稳脚跟的鲁迅决意将母亲接到北京。这是一个长子的孝心。
曾经饱受家族白眼的鲁迅真的要彻底离开故乡了。
12月4日，鲁迅回到故乡绍兴，彻底了结了祖宅和祖宅留给他的屈辱的记忆。10天后，鲁迅雇了一条船，带着母亲鲁瑞、夫人朱安和3弟周建人夫妇，向远方驶去。
乌篷船从张马桥划出，暮色中缓缓前行。深冬的江南潮湿而阴冷，寒风吹拂着一个游子悲凉而忧伤的心。
一年后，在小说《故乡》里，鲁迅透露了当时的心境: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
鲁迅感伤的是儿时的伙伴闰土变成了"木偶人"，在他的头顶，不再有金黄的圆月的朗照，未来的希望也变得十分茫远。
在小说的结尾鲁迅写道:"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次诀别，悲凉而无奈。
这一年，朱安已是40多岁的人了，她和鲁迅结婚也有整整13个年头了。对她来说，这13年的婚姻等于一片荒漠。
在北京的14年中的前7年，鲁迅也是独居，度过了31岁到38岁之间的岁月。朱安在绍兴，伴随着周老太太，度过了30多岁到40出头这段生命。
鲁迅孤寂地坐守青灯黄卷，沉湎于拓片残书之中。生命迫近第40个年头，他说准备"去自己死掉"，头脑里一度盘旋着自杀的念头。
1919年，鲁迅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这一处院子，共花了3500元钱，其中一部分是向友人借的，一部分是卖掉绍兴老屋所得，其余的是自己几年来的一点积蓄。
从找房、买房到整修、购置家具、搬家，几乎都由鲁迅一个人承担下来，他足足忙了9个月。他还特地接入当年十分罕见的自来水系统，特意在宅院里种下青杨和丁香，他想着如此应当可以长住久安的了。
可以想见，在北京八道湾，1920年的新年钟声，一定是在团圆祥和的气氛中缓缓敲响的。
全家虽然团聚了，但鲁迅的心依然孤独痛苦。朱安做的饭菜鲁迅不想吃，朱安缝的衣服鲁迅不想穿，据说，他甚至把衣服从屋中扔到院子里……
八道湾11号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放一些书籍杂物，中院是母亲和太太朱安居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住，是二弟一家和三弟一家分住。
鲁迅看中这里的重要原因，是"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游玩"。他自己还没有子息，考虑的全是两位兄弟的孩子。为了照顾日本弟媳的生活习惯，鲁迅特意将后院几间朝南的房子改装成日式。
全家虽然团聚了，但鲁迅的心依然孤独痛苦。朱安做的饭菜鲁迅不想吃，朱安缝的衣服鲁迅不想穿，据说，他甚至把衣服从屋中扔到院子里。夜晚就寝，朱安铺好被褥等着鲁迅，鲁迅大发脾气，闹到要把床拆掉，最后还是分居。
这种畸形的家庭矛盾别人很难想象出来，这里面有多少难以言说的痛楚啊。
虽然如此，但当朱安身有不适，鲁迅还是雇上人力车，陪同她到外国人开的医院去治疗，并且扶她上下车，据说，这使外国医生看了也很感动。
最初的几年大家庭是和睦的，这也是周氏兄弟都在苦苦地反思自己的人生选择，以至自身的生存意义的时候，经济方面，两人的月收入加起来超过了600元大洋。
可以说，八道湾周宅里的生活是相当宽裕的。
1920年秋天，鲁迅走进北大文学院，讲授《中国小说史》，这门课名义上是小说研究，实际却是对历史的观察和对社会的批判。
诗人冯至后来回忆说:"每当鲁迅先生仰着冷静苍白的面孔走进北大教室，喧闹的教室就只剩下了呼吸声--大家听着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灵魂的历史，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
从1920年开始，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六七所学校相继聘请鲁迅为讲师和教授，他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在学术界颇受称赞。
在文学界，他的影响就更大了，沈雁冰、郑振择等人组织文学研究会，就尊他为重要的指导者;后来的"浅草社""春光社"和"沉钟社"，更将他看成前辈和导师。
他还与几位朋友创办《语丝》周刊，发起"未名社"和"莽原社"，以至被人视为文坛上的一派的领袖。
每到晚间，他的会客室里便有青年人围坐，热切地望着他，希望能听到中肯的教诲。
他现在成了大学讲台上的名教授，读者钦慕的名作家。
1923年夏季，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陡然降临这个家庭，兄弟二人突然反目了，而且来得那么突然……
7月14日，鲁迅日记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记录:"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这在鲁迅生活中是不同寻常的，在这个大院里，期间一定发生了什么。
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全文是: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7月18日，作人。"
信是装在一个写有"鲁迅先生"4字的封套里，由他亲自送到鲁迅的桌面上的。鲁迅阅毕，请人到后院叫周作人前来说清楚，周作人拒绝了。
10个月以后，一场更大的冲突终于爆发。
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据说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才不致击中。鲁迅、周作人兄弟，竟发展至"骂詈殴打"，旁观者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之事，前后始终蒙着一层神秘色彩。
对于这件事，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
母亲也许是最了解情况的，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
鲁迅在"被八道湾赶出后"(鲁迅语)，即大病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他从来没这样病过，连续几十天发烧，咳嗽，还吐了血，一晚接一晚地失眠。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是《诗经》里的一句诗，意思是金星有两个名字，当它出现在凌晨，便是启明星，而它出现在黄昏，却叫"长庚星"。后人借用这种天象来形容兄弟失和。而鲁迅1周岁的时候，父母按绍兴习俗，把他抱到长庆寺，拜龙住持为师，龙师父给他起的法名是"长庚"，而周作人的字恰好是"启明"。魯迅决计搬出八道湾时，老母亲埋怨周作人糊涂，并想起长庚和启明不能在一起，难道这也是一种天命么?
1924年4月12日，被誉为东方诗神的泰戈尔在上海登上了中国土地。23日，他乘坐火车到了北京，在前门火车站，受到了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之、蒋梦麟、梁漱溟等一大批中国文化名流的欢迎。
在北京天坛，京华知识界为泰氏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会。
泰戈尔在集会上的讲演，纯属即兴式。他对他的中国听众说:"我再次提出，不管真理从哪方来，我们都应该接受它，毫不迟疑地赞扬它。"
5月8日，是泰戈尔的64岁华诞。热诚的中国主人为老人举行了热烈隆重的庆祝活动，最使老人高兴的是他得到了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
从1923年开始，北京文坛爆发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反对科学对人生观的指导，认为中国的精神文明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他们的观点遭到了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和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批判。
就"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主要内容来看，实际上是五四运动前后"东西文化"论战的继续和发展，泰戈尔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场景下来到中国访问的。
泰戈尔的来华访问及其所发表的讲演，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于是一场新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就围绕欢迎还是反对泰戈尔访华而展开。
在北京，泰戈尔专程赴梅兰芳寓所进行拜访，当时的媒体热烈称颂这次会见，称是两个伟大艺术家的握手。梅派艺术在20年代的北京红透半天，梅兰芳的京剧艺术受到国人如醉如痴的追捧。
鲁迅对京剧一直心存不满，他自1902年到1922年的20年间，总共只看过2次京剧，而给他留下的印象无非是"咚咚咣咣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
他甚至不承认京剧是戏，认为它只是"玩把戏"，"毫无美学价值"。
国人对京剧如痴如醉的文化现象引起鲁迅的极大警惕。
在1924年11月写的《论照相之类》文章中，鲁迅说: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然而够到陪坐祝寿的程度的却只有一位梅兰芳君。
《论照相之类》是鲁迅著名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性的文章，批判的是"挂在国民的心中"审美畸形和病态。在文章中，鲁迅掩饰不住对梅派艺术的厌恶，甚至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他说:惟有这一位"艺术家"的艺术，在中国是永久的。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鲁迅认为梅兰芳是一位由俗变雅的典型，开始，他"不是皇家的供奉"，而"是俗人的宠儿"，他当时"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刺，有生气"，他的艺术是属于民间的，属于人民大众的。但是，后来，他遭到了士大夫的"篡改" 。他说，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鲁迅对京剧、对梅兰芳的如此尖锐的批评和讽刺影响深远。
1949年以后，梅兰芳担任了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和中国文联副主席，成为文艺界重要领导人之一。但是，在历次的鲁迅纪念会上，梅兰芳先生不仅从不讲话，而且很少出席，可能对梅兰芳来说，也只能如此了。
鲁迅在20年代对泰戈尔、对梅兰芳的批评，固然有个人志趣上的好恶，但更多的是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现象的批判。这种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延续。在这一点上，鲁迅和周作人在《语丝》是并肩作战的。
他后来在《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一文中写道:"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反对的正是当时的文化复古和文化自大主义。
1923年，鲁迅决定搬家的时候，曾征求过朱安的意思: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明确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
8月2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这次搬家是借住。
迁到砖塔胡同，鲁迅与朱安依然是分居一室。
有时母亲来住几天。在这一阶段，他们的日常生活由朱安安排。
鲁迅把足够的生活费用交给朱安，并且跟以往一样，亲自给朱安的娘家寄钱。
在砖塔胡同近10个月的这段日子里，是他们单独接触最多的时间，随着岁月的流逝，鲁迅对朱安已经是连发脾气的必要也没有了。
1924年5月25日，在砖塔胡同住了约10个月后，鲁迅和朱安搬进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
搬入新居后，鲁迅和朱安依然分居。不久，把母亲从周作人那儿接来，他需要母亲，朱安也需要婆婆。
在西三条胡同21号又住了约10个月，到1925年3月，鲁迅收到许广平的第一封信。
这一年，鲁迅45岁，许广平27岁，朱安48岁 。
22年后，1947年6月29日，凌晨前后，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墓地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像未曾存在过一样消失了。
她在北京度过了28年，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
朱安生前反复对人说，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