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剪去了自己的辫子，他把辫子丢给了日本的理发匠;鲁迅穿过西装，他用文言文写作中国科技史;鲁迅穿自己设计的中山装，他用小说对辛亥革命极尽讽刺;鲁迅此后一直穿着中式长袍，他在杂文里不遗余力地诅咒中国传统……
1898年，17岁的鲁迅走出了故乡，他的第一站是南京。就在鲁迅走进新式学校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一场变革的风暴正在遥远的北京酝酿。
这年的5月，鲁迅拿着母亲东拼西凑汇集起来的8元川资，走进了江南水师学堂，他给自己取了一个颇有励志报国的学名“周树人”。
在一般绍兴人看来，和科举取士相比，走进新式学堂，这是坠入了穷途，是被迫走一条没出息的离乡背井的路。
江南水师学堂的旧址，虽然已经看不出当年的模样了，但人们还是仿照当初的样子，设立了鲁迅纪念馆。江南水师学堂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发生之前，于1890年(也就是光绪十六年)由曾国荃创建的，同时建办的还有设立在刘公岛的北洋水师学堂。这是中国的洋务派准备迎战虎视眈眈的敌人，加强中国海军实力所作的一次可贵的努力。
北京城南的湖广会馆是历代举子们进京赶考的聚集地，1898年，这里云集着一批忧国忧民的学子，康有为、梁启超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他们的领袖。康有为以一介书生，历时7年、前后共7次伏阙上书，率领弟子们奔走呼号，力排重阻，倡言变法，终于惊动朝野，感动了清帝。
这年6月11日，即光诸二十四年，农历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这100天内，康有为所上的条陈超过历年总和，士民的奏折多达650余件，光绪帝颁布的除旧布新谕旨共280余件，可谓目不暇接，马不停蹄，风鼓雷动。这次极其短暂的变法运动迸放出极其瑰丽壮观的光芒。特别是那大变全变的主旨，伸张民权的精髓，雷厉风行的作风，开千年未有的变革新风。在当时就造成京城内外“舆情翕应，绩效若飞”，“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时尚。
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介绍说: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经济据说是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一，或者和美国现在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几乎有相提并论的地方，但是当时西方已经通过了启蒙运动，从18世纪、19世纪，特别19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发展得非常神速，那么中国一方面对西方是无知的，无知的本身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从利玛窦以后，在17世纪、18世纪以后双方已经没有这个真正的学术文化交流和互动的可能，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当时的特别是官员除了无知以外，还非常傲慢，无知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不了解西方，但是无知加上傲慢就非常危险，因为对整个西方所带来的一些不仅是政治制度，不仅是船坚炮利，还有后面一些比较深刻的价值都没办法理解。
这年9月21日，慈禧宣布训政，光绪随即被幽禁深宫，康、梁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染北京菜市口。
在南京，新的学校和新的环境并没有让鲁迅找到新的气象。号称现代学校的课程不过是所谓“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的“折衷”，不过是要“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
在学校呆久了，他逐渐发现，这里名为“新学”，骨子里却处处是“旧”的。对鲁迅来说，好不容易冲出了等级森严的封建大家庭，现在又重新落入学校的等级制度中，这不仅令他难以忍受，而且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失望。
鲁迅以“乌烟瘴气”4字概括了学校的一切，终于愤而离开水师学堂，转入陆军矿路学堂。
求学的岁月充满着思乡的苦楚和对新学失望的痛苦。他到南京不久，就这样向家中的兄弟描述南京的感受:“斜阳将坠之时，瞑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遏。”他又写诗寄回家中:“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这是他当时的心境的另一面，这个“涕不可抑”的年轻人痛感到寂寞和孤独，似乎既没有奔赴新世界的兴奋，也没有开辟新生路的欣喜。
这一年，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风行一时，这就是《天演论》，编译者严复。1898年《天演论》出版后，随即在知识界引起巨大的震荡。该书原属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的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译者将导论及本论译出，其实相当于改写，结合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实行人治，同归于天演”的思想，外加按语，独出机杼地做了革命性的阐释。其中，着重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原理，为国人撞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
鲁迅怀着急迫而兴奋的心情，阅读了《天演论》。20多年之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奋心情:“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张岂之介绍说:物竞天择，很多生物都在竞争，有些淘汰了，有些存在下来了，叫做适者生存，所以严复的天演论翻译，在1898年开始还不是铅印本的，开始是刻印的，一下洛阳纸贵啊，销售啊，想买都买不到，知识界里到处都说天演，胡适为什么叫胡适呢，也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个风潮，思想解放的作用究竟在哪里?就在于动摇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头的循环论的思想，都是循环，周围都是循环，起点，然后经过了一圈以后又回到了起点，进化论不是循环，进化论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的，逐步地向前发展，这对人的思想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
鲁迅求学南京的三四年间，国家陷于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继中日甲午战争惨败之后，又经历了戊戌变法的血雨腥风，1899年前后，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1900年，终于酿成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灾难。国家政局的动荡无时无刻不冲击着当年鲁迅的求学生涯。
这期间鲁迅刻过三枚印章，分别是“文章误我”“戎马书生”和“戛剑生”，由此不难看出青年鲁迅那种感喟时难，恨不上阵杀敌的书生意气和热血奔涌。
1902年，鲁迅又开始面临一次人生的转折，这一年的元月，他以第1等第3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得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发给的毕业证书。此时恰逢江南选派留日学生，作为官费生，鲁迅由学校选派到日本留学。
由于目睹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迅猛发展，尤其接受了庚子赔款的教训，中国朝野上下，都把近学日本看作是学习西方的最切近的跳板。1896年，清政府派遣13名学生留学日本;至1902年鲁迅奔赴日本的时候，在日的留学生总数已成规模，形成一股留日的狂潮。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赵京华介绍说:当时清朝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是在1896年，1898年，张之洞写了劝学篇以后，赴日留学才形成热潮，那么到了鲁迅去日本留学的时候，也就是1902年这个阶段，出现一个转折点，按照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这本书里讲，从1896年到1902年属于中国留学生的运动的第一个时期，他用一个日语词叫做“少数优秀型的时代”。
当年，一批又一批赴东洋留学的，不仅有20岁左右的男女青年，还有年过花甲的老翁，这听起来好像是个虚构的故事，然而这确是清末天津港、上海港出现过的真实景象。
在此前后的留日学生还有邹荣、陈天华、章太炎、黄兴、廖仲恺、宋教仁、吴玉章、闫锡山等等。
历史学家后来总结说，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它产生了民国时期中国的第一代领袖。
1902年3月，鲁迅东渡日本。先在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再到仙台的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医学，后来又返回东京，住在公寓里修德文，看杂书，直至回国，在日本住了7年多。
日本学者尾崎文昭介绍说: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他获得的是什么呢?如果是用简单的话来说，他发现了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西方的优越性到底在哪里，人到底是应该怎样活着。欧洲17、18、19世纪他们所形成的一个人的形象、人的意向是独一性和主体性很强的，然后又有很强悍的精神力量的一个人的一个意向，由这个人的意向来对比自己的民族的一个形象来说，他总觉得耻辱，这个耻辱感形成了鲁迅以后的文学的一个力量。
1903年，鲁迅剪掉辫子，并留下了一张照片，决意参加反清革命。照片是送给好友许寿裳的，在照片背后，鲁迅激昂地写下:“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表达自己对风雨飘摇的祖国无限的怀恋和报效民族的胸怀。
鲁迅到日本去的时候，日本的国力正逐渐强盛，独霸东亚的野心也日渐膨胀，几年前，刚刚在甲午海战中歼灭了中国的北洋水师，举国上下都弥漫着一股鄙视中国人的风气，有的日本报纸就公然宣称:“西洋人视中国人为动物，实际确乎不得不产生动物、下等动物的感觉，因此，他们(指中国人)在生理上已失去人类的资格。”因此，鲁迅在这个时候去日本留学，便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歧视和轻蔑。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赵京华介绍说:以1905年的日俄战争为分界，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就是说日本人感到我们可以战胜西方的强国，那么在10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已经打败了大清帝国，所以上千年来所积累下来的对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的尊敬，敬仰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随着日本民族主义情绪的第一波的高涨，出现了轻视、歧视甚至蔑视中国人的这样一种风潮，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鲁迅在仙台度过了2年的学医的留学生活。
一面是日本人的轻蔑眼光，一面是这些同胞的不成器的丑态，所有这一切都开始改变鲁迅的思想观念，弃医从文的转变渐渐萌生。
还在南京的时候，鲁迅“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于是，他从东京去仙台学医了，他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一个偶然的刺激改变了他的选择，1905年的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与俄国为了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在中国本土展开了一场决战，中国政府竟然宣布中立。
一次课间，鲁迅看到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一群中国人围观一个中国人被处死的场景深深震动了他。
日本学者尾崎文昭介绍说:眼看着同胞被日军砍头处刑的时候无动于衷，这叫麻木，不觉得痛苦，应该是人没有尊严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对比真的人来说应该觉得耻辱，那么他作为同胞的耻辱来感受，他们的耻辱变成了他自己的耻辱了，所以这个耻辱感就推动了他从事文学，这是很容易能够理解，那么，为什么选择文学呢?鲁迅以为文学是培养人的想象力的，沟通人和人之间的心，因此没有想象力的话，不能够感觉到同胞的痛苦，所以麻木。
鲁迅深刻地感觉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鲁迅认为，医治精神的麻木更急于医治肉体的病弱，而文艺是改变精神的利器。他决定改治文艺，以拯救国民的灵魂。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介绍说:孔子在论语里曾经说过，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就是一切要以礼仪为准，这个礼是观念形态的东西，也就是说一切从观念形态出发，不管实际生活如何。那么，鲁迅说，这么一种思想演变下来，就变成为中国人对现实的问题不敢正视，因为不敢正视，国民性变成怯懦，变成懒惰，变成教化，由这样子的国民性又延伸产生了瞒和骗的文艺，整个文艺作品都是瞒和骗，而这种瞒和骗的文艺作品又反过来影响了国民，变成大家都瞒和骗。
也是这一年，1905年9月2日，经慈禧同意，清廷下诏废除了延用1300多年的科举制。袁世凯、张之洞等大臣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写道:“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科举制一经废除，各地新学迅速兴起。
1906年，全国赴日留学的官费生和自费生总数猛增到12000多人。鲁迅在日本的同胞越来越多了。
1906年，远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在母亲的反复催促下，终于不很情愿的启程回国。母亲想让鲁迅回家完婚，鲁迅回答说，让姑娘另嫁人为好，但母亲却来电报说:母病速归。
回家后的第二天，婚礼便要举行。这一天是7月26日(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丙午六月初六)。
在族人看来，周家大公子是个桀骜不驯的家伙，也不走科举正道，却剪辫子，学洋文，穿洋服，唯恐他破坏了祖宗礼仪。然而，一切都很平静。
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从头到脚一套新礼服，他站在那里迎亲。从姑娘一下轿，一切都很正常，司仪让鲁迅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连鲁迅的母亲也都觉得很异常。
在族人的簇拥下和司仪的叫喊声中，头盖被揭去了。鲁迅静静地看了一眼新娘，在此之前鲁迅从未见过这个姑娘。姑娘的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姑娘出身普通人家，娘家姓朱，也是绍兴人，亲戚们都称她为“安姑”，大鲁迅3岁。
在热闹的婚礼中，谁也不会想到，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一场漫长的婚姻灾难开始了。
婚礼的当天晚上，鲁迅彻夜未眠。
第二天晚上，鲁迅在母亲屋中看书，后半夜睡在母亲屋中的一张床上。第三天晚上，鲁迅仍在母亲屋中。
可以想象朱安姑娘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在新房中独自作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无名的痛苦使她不知所措。
鲁迅的痛苦无疑是绝望性的，这种痛苦影响了他今后的思想和生活，而朱安的痛苦也绝不亚于鲁迅。
鲁迅后来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同样用他自己的归纳，这是“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
4000年，久远的凄凉的传统，而对一个人而言，只有短短的几十年。第4天，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再次东渡日本，这一走，又是3年。
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介绍说:母亲给他指定了朱安，鲁迅说这是妈妈给他的一个礼物，他又不能够去破坏这样的一个结局，破坏这样的一个家庭，后来，有一次他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他收到了一个年轻人的稿件，就谈爱情--爱情，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懂得爱情……鲁迅看了这个青年人的稿件以后，唤起了自己的那样一种苦难感，他浮想联翩，后来鲁迅在一篇杂文里，带着非常沉郁的语调来说中国人没有爱情。
1906年初夏，鲁迅返回东京，这时候他已经26岁了。用去了8年的青春，从中国到日本，又从仙台回东京，四处寻求生路，却总是走不通，兜了一个大圈子，还是回到老地方:没有钱，也没有文凭，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他此后几年的命运雏型，在这时候已经显露得相当清晰了。
收藏在鲁迅博物馆里的手稿，见证了鲁迅在日期间的思考与磨砺。1907年，鲁迅以“令飞”等笔名，写下了系列论文《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从这些用文言写就的论文可以看出，鲁迅日后的思想根基已经相当坚实。
1909年8月，鲁迅离开东京回国，结束了10年的求学生涯。为了成全弟弟的学业和家庭幸福，鲁迅放弃去德国深造的机会，被迫回国谋事。
鲁迅这10年所挣扎的经历，在那个年代里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他所经历的一切最终完成了一个文学思想家的基本训练和学术积累。
10年前他怀着寻找国家和个人出路的热情离家远行，可现在，他却为承担作为长子无法推卸的责任而返回故乡，当他站在轮船甲板上回顾越来越远的日本海岸线的时候，他一定清楚地感到了命运之神的严酷和无情。
从日本回国后的2年，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郁，他“囚发蓝衫”、不修边幅的形象，使他显得格外苍老，而他实际上只不过刚刚30岁。
这一时期他拼命抽烟喝酒，近于自暴自弃。他在给自己的终生挚友许寿裳的信中称，我很“荒落殆尽。”又说:“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说得很坦率，也很沉痛。
这一时期，鲁迅整理了大量古典小说资料，编成后来的《古小说钩沉》，然而，这书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守着自己的“家”编这样的书，痛苦是双重的，既有鲁迅的，也有他的夫人朱安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介绍说:鲁迅的婚姻问题，确实最能够典型地体现他作为过渡时期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在新旧之间的挣扎，他和朱安夫人之间是没有爱情的，所以鲁迅就经常说，她不是我的妻子，是我母亲的一个媳妇，是母亲给我的一个遗产。所以，他从新的个性解放的、婚姻自由的角度说，他是应该和朱安离婚的，但是在那个历史条件下面，如果他和朱安离婚，就意味着朱安可能很难在这个社会生存，因为在那个旧社会里面，一个女人被男人所休了的话，这个女人很难生存的。
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归国初期的照片，留在照片上的是一副西装革履，英气勃勃的神情。可是，才一两年的时间，到辛亥革命之后，他竟是以这样的模样出现在绍兴师范学堂:神色苍白，面容削瘦，头发长到一二寸，不修剪，根根直坚，简直像四五十岁的人:一件黑色棉布袍，从秋天直穿到冬天，黑色的西装裤，再加上黑色的袜子与皮鞋，沉默寡言，脸上竟然一丝笑容也没有了。
正当鲁迅在极度痛苦中寻求出路时，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了，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帝国统治轰然倒塌，一个新兴的共和政权诞生了。鲁迅是如此欢欣鼓舞，他并没料到，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还要经历多少风风雨雨。
第二年的2月，已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鲁迅到教育部工作。
4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被迫迁往北平。5月初，鲁迅离开绍兴前往北平，开始了在北平长达14年之久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