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何离家，搬家?
从青年时代起，鲁迅就遭受流言的伤害。1898年春，他离家去南京求学，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流言的刺激。他回忆起，父亲逝世后，有一次同衍太太闲谈，她怂恿他在家里“到大橱的抽屉里”寻出首饰珠子一类东西“去变卖”。鲁迅十分反感。然而，不久“就听到一种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流言的来源，我是明白的”。“但那时太年青，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那么，走罢!”(《琐记》)莫须有的流言刺痛年青鲁迅的心，使他决意离开互相挤兑的封建故家，“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
在婚姻大事上，青年鲁迅又遭受流言的沉重伤害。1906年夏天，鲁迅的母亲听到谣传:说鲁迅和日本女人结婚了，而且还抱着孩子在东京街头散步。实际是，鲁迅有一天和许寿裳去逛公园，路上碰见一位日本妇女，肩背小孩，手抱婴儿，身后还跟着孩子。鲁迅连忙过去，替那妇女把手中孩子抱过来。这本是他仁爱助人的高尚品行，恰巧被一位同乡看到，误说误传成流言，使鲁迅的母亲听后心慌着急，接连写信并故意说自己重病，催迫鲁迅回国完婚。奉命结婚后，鲁迅对友人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查无实据的流言催逼成无爱的婚姻，让鲁迅抱憾终生。
流言给予鲁迅最深重的伤害，乃是1923年夏天发生的兄弟“失和”事件。鲁迅和周作人原本“兄弟怡怡”地住在一起;突然间，周作人决绝地写信给鲁迅:“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这是由于羽太信子在丈夫耳边造谣诬蔑鲁迅。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郁达夫:《回忆鲁迅》，《鲁迅学刊》1981年第1期，75页，东北鲁迅学会会刊)章川岛直白地说:“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转引自:段国超:《鲁迅周作人“失和”之原因探析》，孙郁主编:《周氏兄弟》，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49页)一年后，鲁迅在日记里写道:“下午往八道湾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詈骂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跃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园处，则启孟救正之。”(《鲁迅日记，1924年6月11日》)鲁迅后来有一个笔名:“宴之敖者”，意思是“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可见他对此事念念不忘。
1927年秋，鲁迅到上海不久，就陆续的有流言传出，先是说鲁迅要经商开店:“我初到时，报上便造谣言，说我要开书店了，因为上海人惯用商人眼光看人。”(《致廖立峨(271021)》)后又传出鲁迅到艺术大学做教务长的流言，“这是他们有意散布的，是一种骗青年的新花样”。(《致史济行(290221)》)30年代初，流传在北京的谣言，是说鲁迅“在上海发了疯”，(《致章廷谦(300222)》)使得他只得写信去劝慰和化解亲友的惊诧忧心。1934年春，北方报纸上有消息说，鲁迅患“重症脑膜炎”，要停笔十年。“这信息是从上海去的，完全是上海的所谓‘文学家’造出来的谣言。”(《致萧军(341105)》)谣言流传各地，老母饮泣，挚友惊心，使得鲁迅接连写几十封信去辟谣。他在信里斥责造谣的“文氓”，“心凶笔弱，不能文战，便大施诬陷与中伤，又无效，于是就诅咒，真如三姑六婆，可鄙亦可恶也。”(《致姚克(340324)》)他安慰友人说:“其实我脑既未炎，亦未生他病，顽健如往日。”“我头脑冷静，健康如常。”(《致姚克(340315)》;《致增田涉(340318)》)鲁迅还给台静农写诗云:“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迷众女心。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三月十五夜闻谣戏作，以博静兄一粲。”(《致台静农(340316)》)这诗幽默风趣，表明鲁迅对诅咒式谣言的轻蔑鄙视，抒发了自己依然坚持抗争的乐观心态。
《中国小说史略》横遭诬蔑
鲁迅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从来都是认真严谨的。他的作品和论著，大多富有开拓性和创新性，内涵丰富，影响深远。但仍有人造谣毁谤。他致友人的信写道:“我还听到一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致韦素园(261229)》)鲁迅为《淑姿的信》写序，报上造谣说作者“金女士乃鲁迅之小姨”。鲁迅批驳道，“报章虽云淑姿是我的小姨，实则和他们夫妇皆素昧平生”的。(《致杨霁云(341209)》)
然而，最使鲁迅终生愤恨难平的，是陈源散布的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谣言。1925年冬，陈源先在《闲话》里暗示《中国小说史略》是“整大本的剽窃”。次年写《致志摩》中公然诬陷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鲁迅当即给予严正驳斥:“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不是信》)鲁迅指出，陈源其实并不知道这两种书的底细，不过听了“耳食之言”而故意写成文字发表，进行诬陷中伤。
直到1935年，《中国小说史略》日文译本出版，鲁迅感到非常高兴。他写道，这原因“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1926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从这段激愤的文字里，可见陈源的“剽窃”流言，严重刺痛了鲁迅的心灵，竟达10年之久。这一流言的散布者是陈源，但制造者却是顾颉刚。顾的女儿顾潮在回忆文章中就曾提到此事。(见章培恒:《今天仍在受凌辱的伟大逝者》，高旭东编《世纪末的鲁迅论争》，东方出版社，2001年，66页。)
鲁迅逝世后，曾经著文盛赞鲁迅的苏雪林，突然跳出来写信给蔡元培和胡适，恣意攻击鲁迅，并且重复着陈源的“剽窃”谣言。胡适在回信里为鲁迅辩白:“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并称赞鲁迅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胡适:《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转引自孙郁编:《被亵渎的鲁迅》，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