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新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文学之光如美好的音乐一般，冲破现实的重重迷雾，给我们以心灵的慰藉，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灾难文学的真正价值。
自然灾难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但凡打开文学经典就可以看到，绝大部分作品都与灾难和苦难有关。这既是文学的自觉，也是文学的必然。灾难文学所产生的冲击力和感染力是任何艺术形式都替代不了的。
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讲述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1348年发生了可怕瘟疫，昔日美丽繁华的城市，变得坟场遍地，尸骨满野，惨不忍睹。但他仍让心中有爱的年轻人彼得拉克去向心爱的人表达，以此彰显越是面临死亡，越要珍惜美好的人生的生命的理念，并造就了一种崭新的人类精神。
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写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50年跨度中所经历的幸福的爱情，贫穷的爱情，高尚的爱情……透过“连霍乱本身也是一种爱情病”的故事，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哥伦比亚历史图景。
中国作家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让人们在时隔10年之后，了解到那场死了 24 万人的唐山大地震，在那一瞬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劫后余生的百万唐山人又是如何渡过灾难的?书中令人震撼的不光是场面的惨烈，还有人性的温暖、情感的重建，以及人们读后的反思。
从这层意义上说，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与自然灾难不断做殊死决斗的历史。“文学”既然是“人学”，那就必然要呈现人类与灾难进行不屈抗争的艺术形象和生活场景。人类在灾难临头时所表现出的刚毅、自信、乐观、友善、团结、互助等崇高精神和美好品德是作品描写的主旋律。但文学也会披露出人性的自私、恐惧、怯懦、贪婪、邪恶等丑陋的一面，从而告诫人们只有与之进行抗争，才能最终战胜灾难。这两个层面就构成了文学经典流传不衰的价值。【详文】
2003年非典来袭，中国作协组织8人作家团在非典一线进行采访，这个采访团中只有毕淑敏一位小说家，其他都是报告文学作家。毕淑敏回忆说，她并没有像有的作家一样写下请战书，但中国作协选上了她，一是因为她当过兵，二是她曾是医生，有专业背景。毕淑敏说，当年作协电话打来的时候，家里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那个时候她的妈妈正身患重病，需要照顾。
至今想来，毕淑敏记忆最深刻的是，每天晚上列席北京市防疫会议，“会开得惊心动魄，讨论各种复杂关键的防疫问题。比如是否要把疑似病例确认为确诊病例。”开完会，毕淑敏从台基厂走到长安街上，曾经充满生机的大街，死一般寂静，人类的悲壮感冲撞着她。
报告文学作家基本在一年内完成作品，但毕淑敏沉思了整整8年。她说，这相当于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间了。8年当中，她一直在想到底从什么角度写人类和病毒的战争。等待写作灵感是痛苦的，当年梁万年博士送给她一套隔离服，她保存了8年，“小说还没写完，我时不时拿出来穿在身上感受一下。”陈薇院士当年送她干扰素，说她到一线采访用得上，这两个小瓶子同样保存了整整8年，药品虽已失效，但这些一线采访留下来的实物，“我一看再看，提示自己使命尚未完成。”
写作过程中，毕淑敏读过人类进化史、人类瘟疫史、人类灾难史等大量相关著作，她记不清自己在梦里看到多少次病毒，那本《病毒学词典》，她写完小说后决然扔掉，再不想看到那些病毒的模样。曾经的经历更让毕淑敏坚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绝非偶然事件，“病毒会一再和人类血战，和人类多次交锋。这是我们逃不过的劫难。”【详文】
面对现实，落实到具体的创作，作家们何为?我们看到，他们的思考和正在进行的写作同样汇聚成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正如作家李修文所说，命运正在驱使大家写作。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一番话代表了作家们的心声。“我们共同承受着一段艰难沉重的时光。纷繁的情感以巨大的强度冲击着我们，震撼着我们的灵魂。这里面有千万年来人类面对时疫疾病的本能恐惧，有对我们生死相依的民族共同体的刻骨铭心的感受，有对那些逝去的生命的锥心痛惜，有对不计其数的医务人员、对所有坚守抗疫岗位、奔赴前线的奋战者的敬仰和牵挂。‘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加强烈地体认到，我们与他人紧密相连。他人的失去就是我们的失去，他人的苦痛就是我们的苦痛。而那些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奋然前行的人们，他们是一个民族的脊梁，他们照耀着民族精神的天空。他们身上，蕴含着中华民族于艰难困苦中经受种种考验而决不屈服、生生不息的力量。面对他们，我们理当尽每个人的一份力，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文学事关记忆，事关大义，需要承担、需要深思。我相信，我的作家同行们会以多种方式记录下这轰然作响的时间，铭刻我们国家和民族坚毅的身影。”【详文】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与自然灾难进行不断抗争的历史。绝大部分文学经典都与灾难有关，与其说这是一种文化自觉，不如说这是一种必然。因为当灾难没有把我们摧毁时，就成了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加缪《鼠疫》用寓言的形式，描摹瘟疫在激发人性的恶与贪欲的同时，彰显善、同情、良知，以及蕴含在每个普通人体内的勇气和正义。“不能成为圣徒，但可以拒绝向瘟疫屈服，竭尽全力做创伤的医治者。”
若泽·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是自《鼠疫》之后疾病灾变题材的另一次“文学探险”。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人性中的善与恶，尤其揭露了人类的欲望和脆弱。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以霍乱中的哥伦比亚为背景，写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爱的故事。透过极致的爱情，让人意识到，苦难最终的救赎，必然是爱。
戈尔丁的《蝇王》，描述了一群躲避核战争的男孩在孤岛上摆脱了现代文明，却亲手制造了一幕自相残杀的“人造灾难”，这部小说也被称为当代灾难小说的开山之作。
迟子建《白雪乌鸦》讲述了1910年到1911年哈尔滨鼠疫大爆发期间，老城傅家甸人的日常生活。在小说中尽其所能地对人的心灵疆域进行探察，用灾难来考量人性，展现了灾变中人性中的无私、宽容、坚韧、裂变、丑恶以及...
钱钢《唐山大地震》全景式地记录了当时人类面对自然灾害时的种种表现；着重描绘勾勒出各种性格、各种身份的芸芸众生在灾难来临时的惊恐与镇定、怯懦与无畏、卑劣与崇高、猥琐与壮烈；并追溯了地震前后扑朔迷离的...
阿来《云中记》是一个走向死亡的故事。主人公阿巴在大地的拥抱中走向自我生命的认同与死亡，而在这个过程中，阿巴也在寻找着自己的实现意义，并在最终完成了历史和文化的溯源。
毕淑敏《花冠病毒》已经超越了单纯灾难小说的范畴，从不同的维度更加深入地关注生命，关注生死，关注人性等不同的问题，最终实现心理能量的转化。将人性的幽暗之处，喻为“人心的花冠病毒”，最可怕的并不是自然...
1/11/11/11/11/11/11/11/1与毕淑敏一样，在2013年非典期间，作家何建明也曾临危受命，亲赴“抗非”一线。 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冒着生命危险采访了众多医务人员、抗击非典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以及为抗击非典作出突出贡献的社会各界人士，写下宝贵的现场文字资料，这些文字当时曾在《文汇报》上连载，十年后，何建明在这些文字基础上，写了《非典十年祭》，作为对曾在那场疫情中失去生命的祭奠。
在这本书里，何建明曾预言:如果一些国人不改变饮食方式，SARS病毒会以另外一种形式重现。他还不无感慨地写道:非典带给北京和中国的是什么，我们不曾作深刻的反省。中国人似乎一直在为了自己的强盛而发奋努力向往，在这条发奋向前的道路上我们甚至连一丝停顿和小歇的时间都顾不上。“我们的社会应当严肃考虑这些问题。从管理体系到灾难预防能力，从公民意识到灾难资金的投入。但是，非典过去10年，真的有再深思熟虑这些问题吗?”
这般带有前瞻性的呼吁和反思是可贵的，作家们也理当对公共安全管理、医疗卫生等许多领域有自己独特的，深度的思考。而作家最擅长的，除了做出一些社会学层面的思考，写下疫情期间发生的真实的故事外，或许还是由此出发经由时间的沉淀，导向对人性的深入开掘。【详文】
在社会的河流中，总见暖流与寒流共存。有些文学作品很温暖有力量，而有些则绵软乏味，各种民间自媒体的文字锋芒犀利、刀刀见血甚至悲情、嗜血……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与《屋顶上的轻骑兵》中，我们看见了灾难之中呈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可贵而永恒的真情;2020春节产生了大量文学作品，其中不乏清新又有温度的，但也流传出了比如新冠体、甘露体等之类的媚俗低俗文章。是的，在灾难面前，文艺不能缺位，但我们要清楚到底站什么位?文艺也要发挥战斗号角作用，我们可以歌颂，但必须是给那些逆行负重者的有温度的文字;我们可以赞美，但那必须是顽强不屈的人性之美;我们可以肯定，但那可能是痛定思痛之后的幡然悔悟……
在灾难文学中，灾难是让人渡劫升华的背景，最终要凸显的仍然是这个社会主体的人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灾难文学来张扬生命尊严与人类精神，探索人性的真实，它让我们看到爱、坚持、自我救赎和相互扶持的力量。
“那些曾经让我们感到悲伤的记忆，那些难以忘记的灾难瞬间，终会转换成一种力量，一种希望，让我们穿过黑暗，在暖光之下，在文学之中，紧紧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