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民俗专家不断呼吁重视和保护传统节日的风俗，但时至今日，在大多数人心中，端午节最重要的“意义”恐怕只是放假一天。食粽、悬艾、竞渡、祭奠，诸多风俗虽沿袭至今，但这些仪式背后的价值与意义却逐渐褪去，隐藏在了历史记忆的深处。
学人对端午节的源流和嬗变考论颇多，一般认为，今人观念中的端午节，是历经时代变迁而逐渐形成的。端午节的起源可能与古人“恶月”的岁时节气观念有关，因夏初时节，虫毒并作，疫病易行，人们心怀畏惧，禁忌多端。另一方面，对祖圣先贤的敬意，最终转化和浓缩为对屈原的祭奠，并被纳入到端午节的内容和形式之中。由此，端午节的风俗和仪式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经过不断筛选、改造和重构，最终形成了它延续至今的两大精神内核:一是顺应天时，通过禳灾祛疫的风俗，体现古人朴素的科学观念和道法自然的生命法则;二是家国情怀，通过祭奠屈原的仪式，表达对先贤忧国爱民、坚持气节、勇于担当的敬意。
20世纪中国的前半叶，在向近代民族国家转轨的过程中，端午节的精神内核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时人已将端午节“禳灾祛疫”与现代意义的公共卫生相联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东亚病夫论”的一种集体回应。翻开当时的报刊可以看见，舆论一方面肯定古人朴素的防疫保健观念，另一方面要求以科学的手段替代端午习俗中徒具巫术性质的繁复仪式，从而达到卫生防疫的目的。甚至还有人对具体的习俗提出商榷:饮雄黄酒不利健康，多食粽子影响消化，龙舟竞渡的存废之争也曾被纳入到体育锻炼和竞技安全的讨论范畴之中。
而端午祭屈原，更是与自五四运动以来波澜壮阔的爱国思潮汇聚相融，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显示出凝聚人心的巨大力量。纵观救亡的时代主题之下有关端午节的时论，有人主张捐出节日开销，或筑公路，或兴学堂，或办慈善;有人建议商家大力开发诸如“五毒模型”之类的儿童玩具，既照应风俗，又倡用国货;而抗战军兴，停竞龙舟、捐资抗敌、毁家纾难的端午节之议屡屡不绝。端午节还渗透着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沉重的家国情怀，鲁迅借《端午节》批判乡愿、怯懦的犬儒;郭沫若在《屈原》中呼唤新时代的到来。屈原的形象早已不是“忠君”典型，而成为心忧天下、直言敢谏、针砭时弊、铁骨铮铮，与国家共进退、与民族共荣辱的爱国者形象。
今天的端午节，大约与“消费”“休闲”的关系更为紧密，商家追求节日经济，大众享受假日欢娱。然而，端午节愉悦表象的背后，应该蕴藏着历史记忆深处的敬畏与忧患。因为敬畏自然，所以顺应天时;因为心忧天下，所以勇于担当。这个时节将个人与自然的变迁、个人与家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尊重传统，不是回归无从考证、繁文缛节的形式，而是应当把握传统中传承赓续、历久弥新的价值尺度。或许，这才是端午节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