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司法部旧址的印度式窗棂
伪满军事部，今天成为医院
伪满司法部
伪满交通部的泰式人字形山花
蒋蕾/撰文 荆宏/摄影
编辑的话:
72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时光流逝，岁月变迁。但无论如何，历史不容忘却。
今天，凝望伫立在长春街头的伪满时期建筑，沧桑世事，映入心底。
尽管，变了用途、换了身份、改了外墙和屋顶，但这些建筑之上的殖民烙印，却永远不会被抹去……
凝望长春街头的伪满建筑，不禁想起作家古丁与日本文人的一段对话。1943年，在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古丁与后来担任日本文艺春秋社社长的池岛信平闲聊，谈及新建大楼，古丁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对这是很高兴的。因为日本就是实力再强，也不可能把这些设施全部带回去。”池岛信平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自己“倏然惊愕”。
事情果然如古丁所料，“满洲帝国”于1945年轰然倒塌，这些大楼并没有被带走，它们至今仍伫立长春街头。虽然它们都变了用途、换了身份、改了外墙屋顶，但它们身上的殖民烙印、曾经存在的理由、最初被建构的意图，仍然依托建筑而存在。建筑是符号，也是秘语，许多历史秘密潜藏其中，在12年伪满研究中，我一直试图破解。
新民大街的“混搭风”，是政治话语的无声表达
“大屋顶，两排树，圆广场，小别墅。”徜徉在新民大街附近，最能体会到这句民谚的概括之精妙。
新民大街在伪满时为“顺天大街”，两侧官厅建筑林立，是“政治的中心”“新京城市的‘脸面’”(日本学者越泽明语)。这条大街长约1.5公里，两侧有6座伪满行政办公建筑，即“四部一院一衙”:伪满国务院、军事部、经济部、司法部、交通部和综合法衙。其中“四部”，与附近街上的伪满兴农部、文教部、民生部、外交部合称“八大部”，皆属伪满国务院统辖。
一眼望去，这些建筑都是日本式“大屋顶”与西洋式建筑屋身的结合体。这种建筑样式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伪满洲国成立于1932年，这些官厅建筑建成于1934年至1939年间，当时被称为“满洲式”。这是一种由日本建筑师设计，融入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同时又掺杂欧洲折中式建筑形式和日本传统建筑构件及细节的建筑样式。当时《满洲建筑杂志》称其“壮大盛美”“伟容”，体现了“新满洲，新国家，新形象”。
“满洲式”建筑的另一特色是“混搭”，不仅融汇中、日、西方的建筑元素，还“混搭”东亚各国建筑语汇。我在伪满司法部大楼看到印度式拱窗，在伪满交通部大楼看到泰式佛教风格的“人”字形山花，在伪满国务院大楼看到中式塔楼、欧式立柱……新民大街上6栋伪满建筑的楼体及装饰性构件上，缀满来自东亚各国的建筑符号，传达出浓郁东方气息，但也透着一种古怪。
真正了解到“混搭”背后的政治意味，是在2015年夏天。我陪亚洲文化研究专家、原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合作研究员薛龙教授(RonaldSuleski)和研究伪满文学15年的华东师大刘晓丽教授等走访新民大街。听我介绍这些嵌入各国元素的建筑符号，薛龙教授和刘晓丽教授异口同声地说:“(原来)这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化’啊!”
正是这句话点醒了我。“大东亚”一词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这12年翻阅伪满老报纸，无数次见过它。虽然它铺天盖地而来是在1940年8月之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发表“皇道外交宣言”时正式使用“大东亚共荣圈”一词)，但在19世纪末，日本就形成这一思想的起源——“大亚细亚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主张对西方强硬，在日本主导下实现“亚洲各民族的团结和解放”，建立一种日本居高临下并对亚洲各国实行统治的纵向关系。它表面上维护亚洲人利益，实质上最大限度地保证日本一国利益，为侵略扩张编造借口。对于中国，“大亚细亚主义”提出应接受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提携”，最终实现中国与日本的统一。李大钊在1919年就读懂了它:“须知‘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表面上是同文同种的亲热语，实际上却有一种独吞独咽的意思在话里包藏”。
原来，堆砌建筑符号并非为了追求艺术美感，而是对政治话语的立体诠释与无声表达。这种折中日本、中国、印度、泰国建筑风格的建筑，正是对充满侵略色彩的“大亚细亚主义”的宣扬。
“满铁附属地”集中了伪满洲国最重要的媒体，这隐藏了另一个秘密
从长春火车站到胜利公园的人民大街北段，在1945年以前称“中央通”。这是“满铁附属地”核心部分，也是日本势力进入长春最早的地方，1907年就开始建设。“满铁附属地”表面上是为保护和管理隶属于日本的“南满铁路”，实际上是日本方面通过胁迫、霸占、兼并等方式建立的实施殖民统治的特殊区域，城市设施标准较高，主要为在此居住的日本人服务。
在这里踏查，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伪满洲国最重要的媒介机构大多集中于此，远离伪满洲国精心打造的行政中心“顺天大街”(新民大街)。
在公共交通和信息传递不发达的时代，媒体的地理位置关系到能否准确迅速获取和发布新闻。在那个以有轨电车、马车和人力车为主要代步工具的年代，伪满重要新闻机构如“国通社”、满洲弘报协会、满洲新闻社、满洲日日新闻社新京支社等都集中在城北的“满铁附属地”，距离城南的伪满国务院等6公里以上，步行需要1小时，这种布局难道不奇怪吗?
伪满媒介最为集中的区域是“中央通”，至少有5处媒介机构。“国通社”大楼最为重要，它不仅是伪满国家通讯社“国通社”总部，还是主宰整个伪满报业的“满洲弘报协会”所在地(该楼亦称“弘报会馆”)，一些外国通讯社、杂志社也在楼内办公。“国通社”大楼建于1937年10月，此时伪满国务院大楼已于1936年底建成并投入使用。与“国通社”大楼隔街相望的，是满洲新闻社大楼和满洲日日新闻社新京支社。1941年伪满颁布“弘报三法”，满洲新闻社和满洲日日新闻社成为仅有两家“合法”的日文新闻社，它们垄断性地将全部12家日文报纸收入囊中。在“中央通”，还有伪满重要出版机构“满洲事情案内所”和北满日报社(日文)。
满洲每日新闻社(英文)和新京日日新闻社(日文)虽不在“中央通”，但也在“满铁附属地”，距离“国通社”大楼都在700米以内。
伪满“新京”的中文报纸则在紧邻“满铁附属地”的商埠地——中国人聚居区。康德新闻社位于东六马路，它是“弘报三法”颁布后唯一“合法”中文新闻社，吞并整合总共20家中文报纸。
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天，我站在“国通社”大楼门前远眺，视线沿人民大街向南延伸，突然间发现了缘由。仿名古屋城楼式建筑的关东军司令部近在咫尺，人民大街在这里有一个大下坡——我站在“高处”，那重重叠叠的三个黑色屋顶仿佛伸手可及。秘密就在这里:关东军司令部才是真正的权力中心，而张景惠(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天天上班的“国务院”不过是摆设。关东军司令部于1932年兴建，1934年8月竣工，我特意查了这些媒体大楼的建设时间，基本都建于关东军司令部之后。
伪满媒介机构集中于“满铁附属地”还有一个原因:媒介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伪满洲国各大报社——无论日文报纸、中文报纸还是英文报纸，社长都是日本人，编辑记者也以日本人为主。我收集到一份资料:1941年伪满推行“记者法”后，在拥有记者资格的名单里，“国通社”共212名记者，其中仅26人为中国人，满洲新闻社45名记者和满洲日日新闻社155名记者全部为日本人。日本人当然喜欢工作和生活在“满铁附属地”。
在伪满建筑承载的历史空间里，有文化人无法忘却的苦难记忆
行走在伪满建筑里，常常想起曾在这里进进出出的伪满文化人。
伪满洲国新闻统制机关“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就设在伪满国务院大楼里。据原“国通社”记者李季生回忆，伪满国务院一楼有记者室，供弘报处发布新闻或接待记者，他当时经常出入这里。1941年12月伪满颁布《治安维持法》，他就来此采访报道。戏剧性的是，1944年5月李季生因参与抵抗活动被捕，1945年被判处犹豫(即缓刑)三年，审判他所依据的正是这部《治安维持法》。
另一位出入过这栋大楼的老人是97岁高龄的李正中先生。1943年他被弘报处官员约谈，原因是私自印刷诗集《七月》。李正中先生毕业于伪满新京法政大学，当时在新京地方法院担任法官，工作地点是新民大街最南端的伪满综合法衙。他酷爱写作，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其中很多表现出对伪满统治的抵抗。他悄悄印刷《七月》等书，弘报处发现后查封书籍、约谈，警察机构对他立案侦察，后来他利用法官身份巧妙平息此事。1945年光复后，李正中先生将诗集《七月》重新出版。
让很多被捕过的伪满文化人难以忘记的，是新京首都警察厅(现为长春市公安局)，它的后院有一个被称为“大铁笼子”的留置场(即看守所)。
2012年秋天，已经90岁的原黑龙江作协主席鲁琪从哈尔滨来到长春市公安局门前拍照留念。他1944年5月在长春的王道书院读书期间被捕，从学校被日本警察带上汽车，首先押送到这里，审讯后被送到沈阳的奉天第一监狱。鲁琪的“同案”——“国通社”记者李季生的弟弟李吉恒，1944年在长春被捕，在这里遭受电刑。
我曾访问过的田力健先生，回忆说因为文章里写到马克思，被送到新京首都警察厅的“大铁笼子”关了几天。日本人看他年龄不大、涉世不深，严厉警告后放了出来。
这些老建筑常把我的思绪一下切换到70多年前的伪满时期。发掘那时候的人物和故事，触摸它特有的建筑细节，从伪满报纸上读到的文本便与老纪录片中的影像在大脑中合为一体，眼前出现一片立体图景……建筑使我对历史的想象有所依附，建筑成为还原历史的一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