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在2019年开年迎来好时光。截至2月26日,《流浪地球》票房已超43亿元,成为现象级科幻电影。受《流浪地球》带动,刘慈欣科幻小说在畅销榜上高歌猛进,郝景芳、刘洋、肖遥等作家作品销量大幅上升。“中国科幻文学迎来黄金时代”,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在2019年春节档电影中,《流浪地球》和《疯狂的外星人》都是根据科幻文学作家刘慈欣的小说改编而成。尤其是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流浪地球》,截至目前国内票房已突破4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8500万,海外票房突破500万美元,创下了近5年来中国电影在海外的最好成绩,成为中国电影市场和中国科幻电影史上的一部现象级大片。借助这股硬核科幻观影热潮的强势推动,不仅科幻文学作品受到读者热捧,科幻文学的创作与发展也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科幻文学迎来新的春天
一直以来,电影依赖原著小说IP火爆的例子屡见不鲜。而现在,影视剧等文学IP改编作品火爆后,反哺原著小说并推动其阅读量提升的趋势已是越来越明显。此次电影《流浪地球》的火爆,就全线带动了刘慈欣作品的热销。据悉,《流浪地球》小说原著春节期间卖出十余万册,《三体》更是高居销售榜单榜首,刘慈欣的其他短篇作品也纷纷进入当当小说畅销榜。京东数据显示,2019年科幻小说销售前5名中,刘慈欣的作品独占4席,其中《流浪地球》大年初一的销量就超过电影上映前一个月的平均日销量。2月11日至13日,天猫科幻小说销售量同比增长1800%,其中《流浪地球》3天卖出近3万册。不仅纸质书热销,刘慈欣的多部电子书在亚马逊、掌阅、中文在线等多个文学平台的阅读量也有了显著增长。
除此之外,近期一批科幻文学新作也如雨后春笋般集中与读者见面,《火星孤儿》《AI迷航》《人生算法》等众多新书扎堆上市。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刘洋的《火星孤儿》从校园生活切入,用神秘的悬念牵引读者,最终以逻辑严谨的科学设定,揭露出引爆想象的真相。读客文化策划、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肖遥的《AI迷航》将人带入一个机器觉醒、伦理混乱、文明重构的人机共存新世界。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陈楸帆科幻短篇集《人生算法》以一系列新奇的概念,直面当代人对科技发展的核心焦虑,并展开文学性的表达与哲学性的探讨。
科幻文学呼唤思想和艺术创新
从20世纪初至今,中国的科幻文学出现了多次热潮。宏大的科幻梦,一直扎根于中国人的文学艺术土壤中。当下,科学技术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要,文化产业升级的驱动,都使得科幻文学触角的深广程度远超之前任何一次科幻热潮,科幻文学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和喜爱。
小说《流浪地球》发表于2000年,当时国内的科幻文学出现繁荣迹象。刘慈欣谈到,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着力描写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同,科幻文学的特点是描写渺小人类个体与宏大自然、宇宙之间的关系。在《流浪地球》中,人类作为整体出现,不是不同个体、种族之间的冲突,而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是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创作的,地球是全部历史、文化、文明之根的一个象征。带着地球一起在太空航行,表达了中国人对故土、对家园的感情和情怀。我在宇宙的大背景下去表现这种情怀。”清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贾立元认为,刘慈欣的“一己之力”背后,其实是中国作家在学习、借鉴外国优秀科幻作品的基础上,从本民族的经验和冲动出发,去探索人类未来图景的长久努力。
科幻文学作家韩松表示,一个国家在成长为经济大国后,其实力必然在文化和科技上有所反映。想象力是大国实力重要的元素,《流浪地球》对中国近年来发展积累的实力进行了很好的展示。事实上,近年获得国内外重要科幻奖项的作品,无不把视角投向重大现实命题,涉及科学对社会和人性的影响、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变迁、中国在多元化世界中的位置、民族国家在太空时代的走向、人与宇宙的深层关系等,这或有助文艺摆脱视野局限,回到更广阔的人文关怀,焕发新的想象空间。另外,科幻作为一种更具国际话语体系特征的文学类型,正在做到融通中西、推陈出新,并走在现代知识和精神体系的生产者方向,因此也吸引了不少纯文学作家在创作中融入科幻元素。
科幻作品素有硬科幻和软科幻之分,高科技元素较浓厚的硬科幻是时下国内较为流行的,刘慈欣、王晋康、何夕、江波、陈楸帆、修新羽等科幻文学作家也是以创作硬科幻作品为主。修新羽表示,相对于“硬核”科幻,现在更提倡的是“核心”科幻的概念,即全部内容应当尊重科幻的某个核心设定并围绕此展开,而不是仅靠一些名词和数据堆积。
科幻文学与影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流浪地球》的大获成功,还标志着中国科幻走上了西方发展已久的“小说+电影”的立体化道路。从小说到电影,科幻终于从小众关注进入了大众视野。
2015年,刘慈欣凭借长篇科幻小说《三体》获得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成为该奖项亚洲首位获奖者。之后,他的多部作品成为热门,卖出电影版权。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影协副主席喇培康介绍说,2012年,中影股份购买了三部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版权,分别是《超新星纪元》《微纪元》和《流浪地球》。2014年,中影股份决定首先启动《流浪地球》的拍摄工作。“这是因为科幻题材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电影创作源泉,而国产科幻片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基本是一块空白,我们作为国有企业有必要也有责任带头尝试这类题材的创作。”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说,电影《流浪地球》突破了中国幻想类、穿越类影视作品“尚古”的传统,借助刘慈欣小说的建构,呈现了一个科学幻想基础上的未来世界。“这个‘地球流浪’的故事,让中国电影开启了一个新维度。”韩松认为,《流浪地球》有效引导了大众对科幻精神的认识。科幻想象不仅是以现实科学为基础的,更多是拓展想象而不是进行科普。只有正确认识科幻,才能使中国的科幻文艺在正常轨道上健康成长、长远发展。
在长期的科幻文学创作过程中,刘慈欣始终把科学当作一个故事的矿藏,并从里面提取故事资源。在他看来,国家发展为科幻电影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科技的发展、电影产业的升级、综合国力的增强,将会有更多更好的科幻电影与观众见面。“要知道,最疯狂、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想象力就是前沿科学产生的。所以说,科幻作家必须从科学中寻找故事资源,因为别的地方这种资源找不到。”
超酷炫的画面配合原著作者刘慈欣,在《流浪地球》上映前,无论媒体、科幻迷们还是普通观众,都坚定认为这是一部硬科幻电影。然而,影片上映后,陆续有科学家指出了其中的科学硬伤,不少人据此认为它或许不能冠以硬科幻之名。
科幻作品的“软”与“硬”究竟如何看待?软硬之间这条人为划定的“鄙视链”是否合理?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科学家和科普作家。
没有一部科幻电影能做到毫无科学漏洞
“点燃木星,我有更好的办法。”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双南在为《流浪地球》点赞的同时,指出了影片中的几处“科学上的不合理”。比如,明明可以用技术业已成熟的洲际导弹点燃木星,为何偏偏要牺牲航天员的生命?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钮卫星表示,既然在《流浪地球》中人类已经掌握了比人造太阳技术高几个量级的重元素核聚变技术,为何还要选择流浪呢?
“科幻电影中的虚构和夸张是必须的,就我所知,没有一部科幻电影能做到毫无科学漏洞。”科幻评论人李兆欣说。
事实上,许多被当作硬科幻标杆的电影同样硬伤不少。比如在《火星救援》中,主角根本不可能用火星土壤种土豆;《地球引力》中的主角不可能从国际空间站逃到中国空间站;《星际穿越》中的“黑洞”“虫洞”等概念,目前只是一种可信度非常高的科学假说……对此,钮卫星坦言,科幻电影的价值更多在于激起公众对科学的兴趣,而非精准传递科学知识。
作为专注于科幻文化推广和原创内容孵化的未来事务管理局创始人之一,李兆欣时常会和科幻作家们聊创作思路。他说,那些被科学家认为是“死路”的科研方向,恰恰是科幻作家创作的源泉,有的作家甚至启用被废弃的科研路线进行创作,只因为这条路线更容易“出戏”。《星球大战》自问世以来就不断面临着科学家的“挑刺”,却无损它作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科幻电影的坚实地位。
科幻的软硬之分,在于科技含量的多少
“硬科幻与软科幻的区分,在于科技含量的多少。”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苟利军说,在人们的话语体系中,硬科幻与软科幻之间存在着一条“鄙视链”。
李兆欣说,这是大大地误读。据他介绍,“硬科幻”一词最早出现于上世纪40年代,那时科幻文学正迎来 “黄金时代”,形成了以艾萨克·阿西莫夫、罗伯特·海因莱因、阿瑟·克拉克等为核心的科幻作家圈,这些大家大多以太空为背景描绘由数学、物理学进展带来的技术进步,这样的作品被称为“硬核”科幻,简称“硬科幻”。
上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科幻作品开始关注技术进步对人内心及生活方式的影响,一位美国编辑提出要有一个新名词来应对这一趋势,“软科幻”由此产生。李兆欣说,一般来说,人们把那些描写数学、物理学的科幻小说称为“硬科幻”,将描写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的小说称为“软科幻”,二者只是分类不同,并无优劣之分。
如果据此分类,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越“硬”的科幻作品漏洞越多。这是因为硬科幻要符合现实规律,现实的束缚很多,而软科幻的世界解说权在作者手中,规则相对较少。
更多以壮阔宇宙为主题的中国科幻作品会呈现在观众面前
事实上,用学科分类的方法来判断科幻电影是行不通的,因为电影是一项综合艺术。即便如《星际穿越》这样的公认硬核电影,也涉及了墨菲定律、高低纬空间通话等本应划归于软科幻范畴的内容;而《降临》《银翼杀手》等母题本身就属于软科幻的作品,由于塑造了极为逼真的太空飞船、未来城市,在一些观众看来也具备了“硬”的素质。
“一般来说,判断一部电影是不是硬科幻有两个标准,一是看它有没有在大尺度背景下讲故事,二是看工业制作水平是否高端。”李兆欣说,如果用这两个标准去衡量《流浪地球》,观众很快就会有答案。
事实上,在叙事尺度上,西方科幻正在经历从外部走向内部的过程,这一点从近年来“雨果奖”的获奖作品就可看出,描述人心、宗教、哲学的作品更符合西方读者的口味,也更容易获得由科幻迷们票选出的“雨果奖”。
而在我国观众眼中,会将宇宙、太空、飞船、星际等名词天然与科幻联系在一起。李兆欣认为,中国观众对《流浪地球》是不是硬科幻的超常关注,折射出社会的一种整体审美偏好,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一个崇尚脚踏实地的民族开始仰望星空了。为回应这种期待,势必会有更多以壮阔宇宙、星辰大海、星际穿越为主题的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
《流浪地球》的持续热映让刘慈欣的作品再度受到大众瞩目,人们的目光也逐渐聚焦到中国科幻文学作品上来。
放眼世界,科幻文学的历史也不长,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幻文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从1818年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又译《科学怪人》),到儒勒·凡尔纳风靡全球的《海底两万里》,再到今天,算下来也不过两百年的时间。
近些年来,中国科幻文学不仅拥有着刘慈欣的获奖作品《三体》,也迎来了由刘慈欣作品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今日结出的硕果,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历程呢?
萌芽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翻译的《十五小豪杰》(现多译为《十五少年漂流记》)为中国的科幻播下了一颗种子。在日本留学的鲁迅也将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由日文翻译成中文(文言文),并配以诗词,使其完全中国化。
《月界旅行》封面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盛赞这类型的作品:“缀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并提出:“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从鲁迅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的“科学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觉世新民”的实用目的。中国的科幻小说在这时期背负着沉甸甸的普及科学知识和科学观念的启蒙重担。
中国最早的原创科幻小说是荒江钓叟(笔名)于1904年发表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作者笔名荒江钓叟。中国最早的纯文学刊物《小说林》的创办人徐念慈也创作有科幻小说《新法螺先生谭》,这篇小说里不仅有大量天文、物理方面的知识,还有“造人术”等科幻创意。
《猫城记》封面
素以现实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老舍先生曾创作长篇科幻小说《猫城记》,讲的是主人公乘飞船来到火星,飞船坠毁,只有“我”幸存下来,却被一群长着猫脸的外星人胁持,展开在猫国的奇遇,见识猫人这个没落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百态。无论是作品的科幻创意、情节布局,还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价值,《猫城记》都是完全意义上的科幻小说。
除老舍外,另一位中国近代的文学家许地山在半月刊《大风》上,也曾发表过一篇名为《铁鱼底鳃》的科幻小说,文章以潜水艇中的氧气提取装置为科幻创意,在对“铁鱼底鳃”进行描绘时,也完全按照科幻小说的写作手法,将一件并不存在的发明基于较为写实的手法写了出来。这篇文章也是那个时代不多的科幻小说亮点之一。
“十七年文学”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文学”时期,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一些科普文章作者和儿童文学作者加入了 “科学幻想小说”的创作阵营,初步形成了新中国第一代科幻创作队伍,中国的科幻小说迎来了发展高潮。
《从地球到火星》封面
1954年,郑文光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了新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文章讲的是三个中国少年渴望宇航探险,偷开出一只飞船前往火星的故事。虽然篇幅不长,情节也不复杂,但却是新中国第一篇人物、情节俱全的科幻小说。
1957年,郑文光发表了《火星建设者》,这部作品曾获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大奖,是中国第一篇获国际大奖的科幻小说。在“十七年文学”中,大多数作品都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像《火星建设者》这样用悲剧的手法来写的作品很少。
郑文光(1929~2003)
除了郑文光外,该时期还有许多可圈可点的科幻文学作品,比如迟叔昌的《旅行在1979年的海陆空》。主人公从哈尔滨出发,途经大连到上海,然后到西藏,又再回到哈尔滨,这部小说体现的是对未来交通工具的想象。
这一时期的科幻文学作品普遍充满朝气,而且当时的作者创作水平与读者的欣赏能力比较吻合,使科幻作品能够得到社会共鸣。
短暂的黄金时期
1976年春,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的叶永烈发表了“文革”后期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标志着中国科幻在大陆掀起第二次高潮。
1978年,童恩正创作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由当时国内文学界权威刊物《人民文学》发表,不但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创作奖,并且成为了中国第一篇被改编成电影的科幻小说。
《珊瑚岛上的死光》封面
1979年,科幻作家童恩正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提出“科学文艺”应当与“科普作品”相区分,它并不以介绍科学知识为目的,是“作为展开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需要而充当背景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当时众多科幻作家的同意。
科幻文学到底是姓“科”还是姓“文”,这一争论在当时从未休止,部分科普作家更将“科学文艺”称作“灵魂出窍的文学”。被批判最多的是叶永烈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这部小说讲的是科学家在喜马拉雅山上发现了恐龙蛋,还发现这个恐龙蛋里有活性物质——最后成功孵化出了恐龙。因此有人质疑,历经几百万年,恐龙蛋里不可能有活性物质,文中所提到的是“伪科学”。
1983年10月,《光明日报》刊发的《警惕“科幻小说”中的精神污染》一文更是将讨论上升到政治层面。中国科幻的此次短暂黄金时期也戛然而止,重归萧条与沉寂。
《2011—太空探险》封面。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对欧美科幻的引进产生了新一轮的热潮,除不断再版的古典科幻小说外,西方现代科幻作家的作品开始进入中国,如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探险》(现多译为《2001—太空漫游》),以及阿西莫夫的一些作品相继出版。同时,国内的数家科幻和科普刊物,如《科学文艺》《科幻海洋》《科学时代》等,也引进了大量西方现代科幻小说,极大地提升了中国读者对于科幻作品的欣赏水平。(注:美国的罗伯特·海因莱因、艾萨克·阿西莫夫和英国的阿瑟·克拉克被称为世界科幻“三巨头”。)
再度勃兴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幻万马齐喑的状态在一批科幻作家的不懈努力下得以转变,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逐渐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潮。
1997年,国际科幻大会在北京科技会堂召开,大会请到了俄罗斯和美国的宇航员参加,科幻小说的社会形象被彻底扭转。1997年以后,很多科幻作家涌现出来,像星河、韩松、柳文扬等等。这批作家都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和科学训练,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储备;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普遍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
从1997年开始,中国科幻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王晋康的《蚁生》在我国反乌托邦小说里独树一帜。韩松的小说《地铁》也非常出色。2006年,刘慈欣最重要的作品《三体》开始在《科幻世界》上连载。2015年8月,刘慈欣获得堪称科幻艺术界诺贝尔奖的“雨果奖”,就是这一波科幻创作浪潮经过长时间积累所结出的硕果。
随着《三体》和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接连斩获“雨果奖”,中国科幻小说终于跃入大众视野,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主流文学界、影视界等等不同圈子的人们皆对科幻投以热烈的目光。但由于创作人数的不足,原创力量较为薄弱,中国科幻小说目前既面临机遇也充满挑战。随着科学技术的跃升,科幻作家们的想象空间不断扩大,中国科幻也将出现更多高品质的文学作品。
“我最初创作科幻小说的目的,是为了逃离平淡的生活,用想象力去接触那些我永远无法到达的神奇时空。但后来我发现,周围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像科幻小说了,这种进程还在飞快地加速,未来像盛夏的大雨,在我们还不及撑开伞时就扑面而来。同时我也沮丧地发现,当科幻变为现实时,没有人会感到神奇,它们很快会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只有让想象力前进到更为遥远的时间和空间中去寻找科幻的神奇,科幻小说将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变成平淡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名科幻作家,我想我们的责任就是在事情变得平淡之前把它们写出来。”
——刘慈欣
刘慈欣,高级工程师,著名科幻作家。其代表作品《三体》三部曲,被誉为迄今为止中国当代最杰出的科幻小说,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将中国科幻推上了世界的高度。2015年,刘慈欣凭借《三体》获雨果奖最佳长...
王晋康,高级工程师,著名科幻作家。其作品常表现人类被更高级形式生命取代的主题,代表作品有:《西奈噩梦》《七重外壳》《最后的爱情》《解读生命》。2018年11月23日,凭借《天图》获得第29届“银河奖”最佳短...
韩松,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副主任,作家。其作品结构精巧,内蕴深远。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说集《宇宙墓碑》、长篇小说《2066之西行漫记》、《让我们一起寻找外星人》、《红色海洋》等。1988年、1990年获中国科幻银...
何夕,中国新生代科幻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之一,其创作以软科幻为主,主题专注于对宏观科学未来及人性善恶的探讨。他的多部作品,如《光恋》《电脑魔王》《平行》《十亿年后的来客《浮生》》等获得银河奖。
江波,清华大学毕业,中国更新代科幻作家代表人物。2003年发表处女作《最后的游戏》,迄今已发表中短篇科幻小说二十篇,其中以《随风而逝》、“洪荒世界三部曲”、《湿婆之舞》、《追光逐影》、《天垂日暮》、《...
郝景芳,清华大学毕业,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经济学家。2016年8月,其小说《北京折叠》获得第74届雨果奖。2018年11月,凭借《人之岛》荣获第九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中篇小说银奖。《孤独深处》首次收录郝...
陈楸帆,中国更新代代表科幻作家之一,以现实主义和新浪潮风格而著称,被视为“中国的威廉·吉布森”。作品曾多次获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金奖、科幻奇幻翻译奖短篇奖等国内外奖项...
夏笳,本名王瑶,北京大学毕业,西安交大中文系任教。其作品《关妖精的瓶子》于2004年获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迄今已发表科幻作品《关妖精的瓶子》、《卡门》、《夜莺》,奇幻作品《逆旅》等多篇小说。
钱莉芳,中学教师,科幻作家。作品《天命》《天意》,曾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特别奖。2004年,其创作的长篇科幻小说《天意》取得全国性的轰动,风靡一时,总销量达到15万,创造了自1983年以来长篇科幻小说的历史记...
刘洋,科幻作家,物理学博士。目前已出版短篇小说集《完美末日》《蜂巢》,长篇科幻小说《火星孤儿》等,连续五年入选《中国年度科幻小说》。作品曾获第四届中国科幻“光年奖”一等奖,第九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
截至2月15日,上映只有11天的《流浪地球》票房已经突破30亿。年年喊年年盼的“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终于如愿到来,所有的中国科幻人无不为此感到骄傲。有圈内人士由此发出感慨,《流浪地球》的成功至少可以让后面五年的中国科幻的道路走得不再那么艰辛。
不是这位圈内人妄自菲薄,而是中国科幻,尤其是中国科幻小说创作,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美丽,甚至还有点凄凉。
不得不说,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科幻小说一再在国际上斩获大奖,但难掩其尴尬的颓势。一方面,资本大鳄守在中国科幻的池边,只顾捕捞大鱼;另一方面,却没人舍得在池中投入饵料。这种杀鸡取卵式的做法确实能够赢来一时的繁华,但繁华过后呢?
“消费”刘慈欣
任何文学或者艺术的创作都遵循金字塔原理,即需要有大量的水平较低的作品上面才能产生出少量的优秀的作品。没有大量人员投入的创作是不可持续的,而中国科幻创作缺少的恰恰是这个底座。我国的科幻创作人员结构不像金字塔,而像一根筷子。科幻研究者三丰做过统计,目前国内有一定代表性和知名度的科幻作者大约30人,相对于我们接近14亿的人口基数,真是少得可怜。在一次科幻圈聚会时,有位著名作家不无心酸地说如果这个电梯出事,中国科幻基本就全军覆没了。
刘慈欣、王晋康、韩松、何夕号称中国科幻界“四大天王”,他们曾经联手为广大幻迷献上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但近些年,除韩松外,其他三人的创作都有下滑趋势。
刘慈欣自从2010年《三体3:死神永生》出版之后,只在2018年发表过一个短篇《黄金原野》。其近年屡次获奖的作品大都是创作于2010年之前。王晋康在2016年出版《时间之河》之后也一直没有新作问世;何夕在2015年推出《天年》之后也没再见到新作。唯有韩松保持了比较旺盛的创作,连续推出医院三部曲《医院》《驱魔》《亡灵》,并在2018年出版了六卷本的《韩松精选集》。
“四大天王”中,王晋康出生于1948年,刘慈欣出生于1963年,韩松出生于1965年,何夕年龄最小,出生于1971年。随着他们年龄渐长,以创新创意为本的科幻创作相对难度越来越大。
在“四大天王”创作衰减的同时,并没有相同或者更高水平的作者顶上,近年银河奖大奖多次空缺充分证明了我国高水平科幻创作者的匮乏。
虽说近些年也涌现出了一批比较优秀的70后、80后、90后科幻作家,但客观地说,他们的创作水平还没有达到“四大天王”的层次,还需要更多的磨砺与锤炼。
至于出现人才稀缺甚至断档的原因大致有二:门槛高和收入低。
因为科幻小说创作的特殊性,对作者的文学造诣和科学素养要求都很高,所以这是一个高门槛的工作。中国科幻第一人雨果奖得主刘慈欣之前是山西娘子关电厂的高级工程师;银河奖获奖次数最多的王晋康,西安交通大学毕业,高级工程师;银河奖、京东文学奖获得者韩松,武汉大学毕业,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副主任;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长陈楸帆,北京大学毕业,曾任职谷歌、百度,现为某科技公司副总裁;雨果奖获得者郝景芳,清华大学毕业,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经济学家;银河奖得主夏笳,北京大学毕业,西安交大中文系任教;科幻作家刘洋,凝聚态物理学博士,任职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
从这几位中国科幻作家的学历和工作介绍中,除了能看出科幻创作,尤其是优秀科幻作品的创作门槛之高,还能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几乎所有科幻作家都不是专业写作,只能在日常繁忙的工作结束之后进行科幻创作。
这就暴露出科幻人才稀缺的第二个原因:科幻创作收入太低,只靠科幻创作就能养活自己的人少之又少。刘慈欣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中国科幻作家中能靠写科幻养活自己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刘慈欣本人,还有一个是专门写少儿科幻的杨鹏。在中国,绝大多数科幻作家都得另觅赚钱方式养家糊口甚至倒贴来养活自己的科幻爱好与创作。在这种形势下还坚持创作的,除了爱好真的找不出其他原因。但只靠爱好去维持持续的高强度输出并不现实,据说灵性十足的多届银河奖得主长铗已专心从商赚得盆满钵满,多年未见其新作。
不光创作者少,科幻作品发表的渠道也少。《新科幻》在2015年正式停刊之后,中国仅剩《科幻世界》一家正规发表科幻作品的杂志,而《科幻世界》对科幻小说的用稿量每期也就十篇左右,全年120篇左右的小说发表量怎么可能撑起一个接近14亿人口的大国对科幻的需求?
近些年,中国科幻界还是颇有些大动静,比如《三体》投拍、《流浪地球》上映等等。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在“消费”刘慈欣这一中国科幻最鲜艳的果实。
如果真的考虑到科幻的成长,资本更应该投到最基础的科幻杂志和青少年科幻阅读上,培养健康的科幻产出与消费市场。但我们看到的却是资本宁愿拿出几个亿进行影视化,而不愿意多办一个科幻杂志给更多的有潜力的作者提供机会。
归根结底,科幻杂志才是中国科幻成长的根系所在,把所有养分都输送给了果实,根系枯萎了,就彻底死去了。
谁还在读中国科幻
根据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发布的《2018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科幻产业产值超过140亿,其中129亿来自科幻影视作品的票房收入,而阅读市场方面仅有9.7亿。
如果仔细看一下中国的科幻图书市场,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大部分科幻图书是不需要支付版权的公版图书,其中借科幻之名行圈钱之实粗制滥造尤其是翻译质量极其低下的科幻书籍不在少数。在少有的几个出精品科幻的出版社中,又以出版国外引进图书为主。真正属于中国本土科幻作家的优秀之作非常之少。
杂志方面,《科幻世界》目前的发行量大约为15万,被已经衰落的150万发行量的《知音》,700万发行量的《故事会》、800万发行量的《读者》远远抛在后面。
书籍方面,根据当当、京东两家网上图书销售网站的评论量,可以大体衡量目前中国本土科幻书籍的销售情况。在所有国产科幻小说中,评价次数最多的毫无疑问是《三体全集》,当当约为62万,京东约61万。韩松2017年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小说《驱魔》,当当只有836个评价,京东则有1528个评价。2017年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银奖作品、著名女科幻作家迟卉的《2030·终点镇》,京东更是少到只有96条评价,当当稍多也只有377人评价。而《驱魔》和《2030·终点镇》都是近些年出版的科幻圈内公认质量极高的作品。
这基本反映了我国目前科幻出版的现状,刘慈欣一枝独秀,其他人则艰难生存。当然也不要觉得60多万评价的《三体》在图书销售上已经一枝独秀傲视群雄了,比起225万评价的《追风筝的人》、203万评价的《解忧杂货店》、193万评价的《活着》还是小巫见大巫。
而造成这种窘境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本土科幻受众面极小。根据调查,现在中国的科幻阅读人群主要为大中学生。而在美国科幻阅读的主要受众中,成年人所占比重较高。据此,有国内科幻人士不无自豪地宣布,科幻的未来在中国,因为未来在年轻人手里。
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中国,科幻阅读的人群确实是以青少年为主,问题是多年来一直以青少年为主。那些以前喜欢阅读科幻现在长大成年的孩子呢?
答案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不再进行科幻阅读了。刘慈欣在《三体》中不无忧虑地写道:“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实在是太沉重了。”现实中的牵绊太多,要承担的责任也过多,要关注的东西太多了,慢慢地科幻就消失在了生活里,取而代之的是快餐阅读碎片阅读或者干脆不阅读。
没有充足的阅读市场就没有足够的投入,没有足够的投入就难以让优秀的作者安心创作。恶性循环下,中国的科幻环境日见恶劣。即使是目前科幻阅读的主要人群青少年群体有兴趣有精力进行科幻阅读的也是少数中的少数。
笔者所在单位为省级规范化学校、市重点中学,现有一人数约为30人的科幻社团。根据调查,社团成员中,读过超过三本以上科幻书籍的人不超过一半,绝大多数孩子表示喜欢科幻是因为喜欢漫威或者DC的超级英雄电影。至于中国本土科幻,除了获过大奖的刘慈欣和郝景芳几乎是一无所知。
虽然步履维艰,但还有很多科幻人在坚持,在试图从各种方面进行突破。
其中最重要的突破就是Mook图书的出版给科幻人提供了更多的舞台。Mook结合了杂志(Magazine)和图书(book)的特点,时效性强,内容灵活。2018年未来事务管理局推出的Mook《时间不存在》和八光分文化联合人民文学出版推出的Mook《银河边缘·奇境》都是非常好的尝试。
另外一个突破是科幻教材的出现使得科幻教育更加正规完整。由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组织研发的覆盖小学至高中阶段的国内第一套科幻教材将很快面世,结束科幻教育只靠各自为营单兵作战的历史。
做好了科幻的基础教育工作,将来收获好的科幻作家和优秀的科幻阅读者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科幻中天马行空的思维和无穷的想象力也会反哺科幻爱好者的工作和生活。期盼在《流浪地球》的带动下,有更多的人和更多的资本投入到中国的科幻事业。
《流浪地球》带着中国科幻文学与电影产业近20年的历史期待,坚定地踏出了实践的第一步,而同时上映的《疯狂的外星人》,却在相同的意义上迅速对这两种经验进行了解构。这种并存,让人联想起阿瑟·克拉克的名篇《遥远地球之歌》中,地球毁灭之后的两种人类移民:在地球毁灭之前冷冻肉体后复苏的地球人,与在异星上基因培植诞生的新人类。前者背负着地球与人类的全部记忆,步履沉重;后者没有历史,无所谓未来,无忧无虑。两者在中国科幻元年的相遇,为中国科幻写作,提供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与更多元的未来。
中国科幻的全民热潮由刘慈欣2015年的获奖引起,而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又由他的两部原著小说开启。可以说,以刘慈欣为代表的科幻写作群体同中国电影工业的合作,第一次长时间将本土科幻置于话题的前景。但在《流浪地球》超40亿票房现象背后,却因“豆瓣刷分”事件而出现了较为突然的口碑撕裂;《疯狂的外星人》对原著小说《乡村教师》的大胆改编,则在跨媒介的文本间形成了突出话语落差。在“科幻元年”的节日氛围下,两部电影留给我们的不该仅是“春节十二响”般的助兴节目,而是为中国科幻的脚下土地进行仔细回溯与丈量提供了新的契机,以便由此抵达宇宙尺度的未来。
“硬科幻”传统:光速传播的时间差
回顾《流浪地球》所获得的赞誉,“硬核科幻大片”是最早被用来指认其电影品质的标签,并迅速对接了本土科幻写作内外的双重历史期待。
在科幻写作的话语内部,“硬核科幻”这一提法连接的是新世纪前后那场著名的“软硬”科幻辩论,在《科幻世界》等文学期刊平台上,国内新生代作家与读者都曾广泛参与这场讨论,并最终形成了“硬”科幻的话语胜利。
彼时,是中国科幻文学以亚文化的写作姿态系统性发生的时刻,刘慈欣就此进入了他的创作高峰期,成为“硬科幻”创作的中坚力量。《流浪地球》与《乡村教师》便发表于这一时期,前者中“地球刹车”“引力弹弓”等著名桥段和后者对“碳基联邦”与“硅基帝国”间“高维战争”的宏大叙事,都穿插有大量略显枯燥的“硬核”科学描述。这种写作方式成为其引领“硬科幻”的风格资本,而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硬科幻”大师阿西莫夫正是他的文学偶像。
用同样的文笔风格,刘慈欣在此后几年创作了《三体》系列,并在2015年分获“星云奖”提名和“雨果奖”最佳长篇奖。尽管第二年,郝景芳就凭借一部“软科幻”再夺“雨果奖”,但率先带领本土科幻文学从亚文化走向大众文化与国际舞台的,确实是刘慈欣所代表的“硬科幻”写作。
不过,“硬科幻”作者对阿西莫夫们的仰视、分别设立于1953年与1965年的科幻“双奖”对《三体》的照拂,都结构性揭示了中国科幻文学的“穹顶”,指向西方战后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下的特定审美倾向。或者说,2015年以来的科幻热潮,只是半个世纪前爆发的那颗超新星的余晖。
刘慈欣曾反复提及,一种“仰望星空”的冲动贯穿着他的写作。但从玛丽·雪莱到儒勒·凡尔纳的科幻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中,人类与地球而非宇宙才是科幻的主要探索对象。直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美苏太空竞赛,才为科幻小说提供了仰望星空的额外动力,也是从那时开始,太空航行、地外生命与星际战争频繁成为了科幻文学的主题,并且往往伴随着核威慑下的地球毁灭恐惧与文明终结焦虑,以及对20世纪中叶“知识爆炸”的跨学科、迷恋式的呈现。
这便为本土“硬科幻”文学的发生及其科学高于文学的写作逻辑找到了更稳定的来源:一方面,它是战后欧美文坛对当代世界科幻文学进行现场指导的证据;另一方面,当这一逻辑同尚且荒瘠的本土科幻对接时,便在文本内部生成了一种前现代的启蒙冲动——《乡村教师》中对经典力学的真理化、对教师职业的浪漫化呈现甚至对鲁迅的引用,就无不体现出这一冲动。
执笔的“恶魔”:科幻写作与“卡梅隆迷思”
这种冲动直接感染了《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他在采访中就曾表露过“在孩子心中埋下科学的种子”的创作动机,而电影对小说的“硬核”实践,与文学享有不同的一套逻辑,指向构成电影的视觉质料,以及支撑其“大片”体量的生产系统。自2003年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锻造现代化的电影工业体系就一直是中国电影的发展愿景,而《流浪地球》对科幻电影的“硬核”实践正符合这一历史期待。
以科幻类型为代表,基于特效技术的高预算、高质量、高科技的好莱坞主流商业电影范式形成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星球大战》。当上世纪80年代的好莱坞完成了对电影生产的跨国资本化与综合娱乐化重组后,便开始向全球推销这一范式。詹姆斯·卡梅隆就是它的坚定实践者,而中国电影的国门则可以说是被《泰坦尼克号》叩响的。巨轮入港时的震惊效应,使“卡梅隆式”大片自此被中国影人树立为成熟工业的标杆,也使《流浪地球》所获得的“硬核”赞誉,主要来自于其对《阿凡达》式工作方法的本土实践。
这一实践,也早早为此后《流浪地球》内外的口碑分裂埋下伏笔。在同卡梅隆的对谈中,刘慈欣坦言在如今的写作中,文字的电影化正成为一个难以逃避的“恶魔式”念头。卡梅隆在此后谈话中巧妙地将这个“恶魔”定义为电影的“商业化”,但若基于上述分析,这个与作者争夺执笔权的“恶魔”,其实是来自好莱坞科幻电影范式的纠缠,或者说,正是坐在他对面的卡梅隆本人。
恶魔般的“卡梅隆迷思”,使本土科幻电影实践始终面临着一种结构性的陷阱。尽管《流浪地球》中对民族情感传统的家园依恋以及对国际主义精神的弘扬,都使人物作出不同的叙事选择,呈现出有别于好莱坞的话语范式,但其由好莱坞文化工业蓝图所建构起的影像世界内部,还是形成了两种语言的版本冲突。于是,“豆瓣刷分”事件所折射出的话语分裂,实际上就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科幻大片”命名逻辑的重新论证:好莱坞文化工业范式下的电影生产,有无另行推出本土化版本的必要?而科幻电影的本土创作,有无突破“卡梅隆迷思”缠绕的可能?
与“前文明”的对话:遥远地球之歌
在那段对谈的结尾,刘慈欣创造性地提出了对本土科幻电影创作的作者论式期待,却马上遭到卡梅隆的警惕反驳:他坚持电影导演作为一种职业的特殊价值,显然是出于对专业化、系统化的工业生产体系的本能维护。本土“硬科幻”在西方文学评价体系中的登堂入室、国产“硬核大片”对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成功实践,虽然各自接驳了两种历史期待,但期待一旦达成,本土科幻实践却迅速陷入了结构性的陷阱当中,产生了“豆瓣刷分”式的评价焦虑与话语分裂。
为了绕过这一陷阱,《疯狂的外星人》的实践就呈现出了重要意义。影片对原著《乡村教师》的删改,不能简单归为“蹭热度”式改编,而是具有明确的意图:去除原著小说中的前现代启蒙冲动,并代之以后现代的狂欢话语。这显然基于创作者对“硬科幻”内部历史话语的充分体认,因为随着小说中崇高话语被一起移除的,还有战后西方文学对中国科幻写作的持续影响。可以说,宁浩的改编真正实现了同刘慈欣作品的对话,在对20年前“硬科幻”的敏锐观察中,具备了《乡村教师》中高维文明审视地球文明时的反思视角。
在对“硬科幻”背后的启蒙话语进行主动消解之后,《疯狂的外星人》又对本土科幻的第二种历史期待进行了解构:以品牌化的个人写作替代科幻电影的工业范式。正因为如此,即便该片投资2亿元、呈现出远优于其他国产电影的视觉效果,却鲜有人同样以“硬核大片”来形容这部电影。
于是,2019年的春节档就呈现出了这样的另类奇观:《流浪地球》带着中国科幻文学与电影产业近20年的历史期待,坚定地踏出了实践的第一步,而同时上映的《疯狂的外星人》,却在相同的意义上迅速对这两种经验进行了解构。这种并存,让人联想起阿瑟·克拉克的名篇《遥远地球之歌》中,地球毁灭之后的两种人类移民:在地球毁灭之前冷冻肉体后复苏的地球人,与在异星上基因培植诞生的新人类。前者背负着地球与人类的全部记忆,步履沉重;后者没有历史,无所谓未来,无忧无虑。两者在中国科幻元年的相遇,为中国科幻写作,提供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与更多元的未来。(赵宜 )
我们的国家正处于一个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中,生机勃勃的大环境为科幻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科幻迎来万物生长的黄金时代。
在这个黄金时代里,我也经常会被问到对中国科幻电影的看法。要我说,科幻文学作品在影视化改编和拍摄制作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坎坷,遭遇曲折,一帆风顺才属意料之外。尤其是我们正处在中国科幻电影的起步阶段,一切都得从头做起,缺乏应有的经验。
科幻电影的拍摄需要很专业的体系——从制片到导演,从摄影到视效,必须建立一套专业的流程体系。这一点对于美国就不是问题,因为它已经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早已确立了成熟的流程。
2019年我国将陆续有一大批科幻电影上映,令广大观众翘首以待。我相信中国科幻电影一定会繁荣昌盛,肯定会推出一大批很成功的在国内外都产生影响的科幻电影。
《流浪地球》属于中国科幻电影中第一批尝试寻找自己的流程体系的项目之一。我期待这部由我自己的作品所改编的影片能够获得成功,更希望在2019年陆续上映的这一批中国科幻电影都能够取得成功。
此时此刻,我对《流浪地球》电影创作过程中的细节有了更多了解,并进一步体会到:看科幻电影的过程很享受,拍科幻电影的过程更刺激。
正是这种刺激,让我看到了中国科幻电影黄金时代的美好未来。
(节选自《〈流浪地球〉电影制作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