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 Kristalyn Omland
在别人的眼里会觉得奇怪的是，一个外国人怎么能做一对儿中国夫妻的女儿呢？
2004年8月份，我到东北师范大学，又激动又害怕，不知道能不能学好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我之前已经在中国住了一年，在广东做了一年的英语老师。我的学生都会说英语，我的同事也都会说英语，但是我不能和普通人沟通，比如说打扫卫生的，送煤气的，开出租车的–我和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我知道要是我想长期在中国，下一步一定要好好学中文。
最开始我用小孩式的汉语告诉广东朋友我要去长春，他们的反应让我以为我说错了。他们都问，“哪里？”“长春！”“长春？”我问了一个会英语的朋友，难道我把长春说错了吗？“没有，”她回答，“他们就是不敢相信你要去一个那样的地方。太远了，太冷了，太落后了。”不过，大家告诉我，学汉语只有两个地方合适，北京或东北。北京，我认为外国人太多，说英语的机会太多。那么，就去东北吧。
来到长春的前八个月，我过得不错，学了很多汉语，认识了很多我喜欢的人，但我还觉得没有什么知心的朋友。到2005年4月份，一个叫史思博的女生开始做我的汉语家教。酷酷的她，保守的我，没想到我们能那么谈得来。
后来她邀请我去她的家。不记得我在他们家吃的第一顿饭是她爸爸还是她妈妈做的，但我记得是我在长春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饭。
她爸爸说话，我几乎听不懂。他把肉说成“yòu”，把“饿”说成“nè”，我听到了很多奇怪的说法，像“搁点酱”和“赶趟”。她妈妈反而说得清清楚楚的，又慢又标准，还把他老公说的话用简单的汉语“翻译”过来。那么热情的家庭，第一次去让我感觉很荣幸。他们说：“在长春，这就是你的家。需要任何帮助的话，一定要吱声。”
不知不觉，我开始每个周末去他们的家，他们像家人一样接待我。
2007年1月份，史思博准备去韩国留学。我当时想，将来周末就没事了，史思博走了，我就不用去她家了。在史思博临走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我仍然记得他爸爸对我说话的表情和语气：“林静，史思博走了以后，你每周还来吗？”看他的表情，我的心都要碎了，就回答说：“当然。”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开始叫我女儿，还有每次家人聚会他们都会带着我一块儿去。虽然还是叫“叔叔”和“张姨”，但是我把他们堪为我的中国父母。跟张姨逛超市的时候，别人会指着我问：“她是你什么人？”“她是我的女儿。”“噢，你的儿媳妇吗？”“不是，是我的女儿。”这样的回答让别人无话可说。
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我在这的家庭比在美国的更完整。因为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父母离婚了。自从那个时候，在美国过感恩节、圣诞节都感觉很尴尬。爸爸不在的时候没有过节的气氛，令我不愿意在美国过节。在美国，我爸妈的兄弟姐妹都没有孩子，所以我没有表兄妹。在中国，我有爷爷，姥姥，父母，还有很多叔叔，姑姑，姨，舅舅，两个弟弟，四个妹妹，而且都在长春。我那天意识到，我虽然离开了我美国的家，却我多了一个中国家。我并没有失去什么。
我的中国姑父有一次开车送我回家的时候说：“林静，你应该做个记者。至少，你应该写一本书。”“为什么？”“因为太多外国作家和记者不了解中国人，误认为了解我们中国人，但你真了解我们。我会很乐意地看你写的书。”
我的中国爷爷84岁去世的时候，史思博还在韩国留学。我中国父母没打算告诉史思博，不想让她担心。但按照美国的文化，孙女儿应该知道爷爷走了。我求张姨，求她告诉史思博，不想让史思博有任何遗憾。后来张姨说：“好，你可以告诉她，但我可不愿意。”我给史思博打电话，她接电话后，我不能说话了，只在哭。她回来参加爷爷的葬礼，她没有留下任何遗憾。
这十年，我的美国家人都来过中国。我的中国父母见了我爸妈，我哥哥嫂子，我姐。第一次见我中国妈妈，我妈马上开始哭，说不出话了。到现在我妈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哭了，但我猜一半是感恩，一半是羡慕。我妈很想我，但很支持我在中国，她知道我应该在这生活。
我在长春十年了，长春是我第二个家。大家说我汉语说得不错，叫我中国通。长春是很冷，是很远，某些方面是不如南方，但我不在乎。我特别喜欢在吉林大学做外教，很喜欢天天和当地人说话，也喜欢在国外生活的每一个挑战。但是在长春住了这么久，最给我安全感的是，知道我有任何困难都会一直支持我的中国家人。